朱元璋把蒙元赶到草原之后，算是开创了南方彻底北方的历史性记录。在这次北伐中，南方军队的雄武之气表现的淋漓尽致，蒙元的部队不但让出了大都，让出了燕云十六州，一溜烟跑到草原深处。那时，仓皇辞庙的悲怆与80年前消灭南宋时的意气风发，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人唏嘘感叹。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时间会让所有人的成功和失败都变成不值一提的玩笑。

　　从纯粹的战力上看，蒙元的部队并不是不堪一击，如果他们死活不走，和南方军队殊死决战，南方军队大概也不会这么容易打下大都，也不会这么容易越过长城，牧马草原。从上层建筑上看，蒙元内部对留在中原还是回老家，并没有达成很一致的意见。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蒙元迫于朱元璋的部队英勇，觉得继续待下去，真没啥意思了，不如主动放弃中原，才跑回草原的。不过，让蒙元没想到的是，明朝和其他王朝可不一样，对他们是不依不饶，猛追穷打。永乐帝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霸道，他除了派郑和下南洋外，更多的工作是越过长城，去找蒙元残余势力的茬儿，最后病死在讨伐蒙元战争的工作岗位上。

　　与其他中原王朝相比，明朝对草原民族的态度是出奇的恶劣，几乎从未给过或者打算给过任何好脸色。后来，明朝的大将蓝玉以霍去病的战术，直捣敌穴，把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的势力彻底打残。汉朝以降，已经有1000多年了，中原王朝没对草原民族这么狠过了，也从未这么有魄力地把草原军团打出丧家犬，连求饶的机会都不给人家。明朝对蒙元下毒手，除了觉得自己有实力这么干，更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对草原民族的敌视情绪和恐惧心理在作怪。从宋朝以后，中原民族对草原民族积累下的仇恨或者不信任感，在明朝崛起后，算是一种集中爆发。

　　大家知道，中国的民族感觉是在宋朝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以前，草原民族也经常干那种不请自来的事儿，但到了宋朝，还这么干，中原王朝的百姓们不适感明显增强，再加上，这些一身胡气、没文化的草原兵将来中原就是抱着劫财掠物的目的来的，难免要杀人防火，成功后，占着中原的土地，摆出得意洋洋的征服者的派头，到处耍威风，中原的百姓们自然是打心眼里更加嫌弃他们、恨他们。

　　更何况，蒙元的上层统治者把治下的百姓公开地分成几等人，分类的标准还不是按照中原人比较认可的土地、官阶和文化水平，而是按照向蒙元投怀入保的顺序。说起来，社会阶层被分成几等人，对于真正生活在元朝的百姓而言，也没啥实质性的影响，那些南人，也就是南宋的遗民们，只要有本事，也能成为上层建筑的一份子，而那些对帝国千秋伟业没有实质性帮助的草原牧民，生活也很惨，其中，被生活所逼，不得不卖儿鬻女、吃糠咽菜的也不少。可是，蒙元这么干，对消除汉民族的民族心理还是很不利的，最起码，在感觉上让人不爽。

　　明朝建立之后，大家形成了更加统一且稳固的认识，那些草原民族来的人在中原待着让人别扭。大家特别是一些有文化的人一直没忘，当初这些草原军团是怎样不请自来，踹开大门，来中原杀人放火的。对大多数中原人而言，从感情上觉得，还是汉人当家作主，心理会感到踏实。毕竟，说到底，即使兄弟们之间打得再狠，屈辱感大概会少很多。

　　明英宗朱祁镇上台后，受身边的太监王振忽悠，亲自带着50万大军出关作战。很多人觉得朱祁镇这么干，有点小题大做。那时候，草原上已经被瓦剌这个草原部落给统治了，但真实实力和以前的蒙元相比，还是相差很大的。这个草原部落虽然经常叩关犯境，而且是屡教不改，但说到底，它的目的不是要消灭明朝，而是要自己需要的东西。

　　如果明朝不愿意给到他们满意的程度，也完全可以像以前那些中原王朝一样，派出大将，供足粮草，给足激动人心的口号以及官爵，和它打持久战。如果不出意外，按照明朝的军力，虽然不能把这个民族彻底打趴下，但把它活活拖残、拖死，等到草原上内斗起来，明朝不用动手，那些和自己过不去的草原部落也会被其他准备崛起的部落活活掐死，这样的结局是完全有可能的。实在犯不上，由皇帝领着如此众多的军队，御驾亲征。

　　如果非要学习自己的祖上御驾亲征，明英宗其实也用不着带这么多部队。不管在热兵器还是冷兵器时代，军队的能干还不能干，主要在于训练和主帅的素养，而不在于是不是数量很多，这大概是通理。只有不懂军事、只有打群架经验的人才觉得人多力量大。可朱祁镇就是军事上的外行，他偏偏拉出了如此海量人马，和只有区区几万人的瓦剌人玩灭国作战。如果说朱祁镇很想显摆，或者因为年轻很想表现，这也说的过去。不过，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很重要的。明朝是一个对草原民族非常敌视的国家，以至于到了神经过度紧张的程度。皇帝领着这么多的兵打仗，摆出了玩命的架势，应该就有过度紧张的意思在里面。

　　说起来，明朝是一个性格上比较复杂的王朝。一方面，它有像宋朝一样内敛的性格，另一方面，因为对草原军团毫不示弱，好像也有汉朝那样的外向性格。不过，它的内向才是真实的性格，外向不过是内向到极致的一种虚幻的表象。

　　可以说，它的外向不是因为自己恢弘大度，而是因为出于内敛和保守而不得不以攻为守，依此而保护自己家的那一亩三分地，根本谈不上什么气势宏大的远大理想。这么看，尽管有郑和七下南洋，有明成祖北逐漠北，可这些丰功伟绩最后都化作了弹指一挥间的辉煌过往，无法延续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过度内向，外在的压力一冒头，精神就容易紧张，任何有利于敌人的事，都会让他感觉不安全，哪怕自己也因此而收益。让人感觉它的边疆几乎没消停过，始终出于危机四伏的状态。有些危机确实是草原军团来找他的事儿而造成的，可有些危机则是它认为草原军团可能会找它的事儿而造成的。

　　因此，对有利于防守的事，它自然乐此不疲，在明朝君臣看来，应该把万里长城修得结实且面面俱到，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能在长城上架上重机枪和榴弹炮，从而使整个国家被裹上厚实的装甲，只有这样，大家伙儿才能心安理得地躲在城墙后面，放心大胆地过上安定、和谐的美好生活。

　　说起来，按照当时明朝的国力和生产力水平，如果想使自己安全，即使不学习汉武帝那样，汉武帝当皇帝时，他舍得花钱，还不惜勒紧百姓们的裤腰带，要求百姓们咬着后槽牙，憋着劲为皇帝分忧，积极踊跃地参军，然后，几十年如一日地和草原军团死磕，虽然也差点亡国，可效果也是很好的，匈奴被打得四散奔逃。

　　鉴于汉武帝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太好，也可以不学他，但是，完全可以学习唐朝、金朝那样，在草原上耍阴谋诡计，拉一个打一个的策略，比如，给那些愿意和自己交朋友的部落各种好处，对那些对自己不够朋友的部落，不给好处，甚至有时间的话，联合大家伙儿打它一顿。草原各部落从此被分化瓦解，从而使他们陷入窝里斗的泥坑里，不能自拔，明朝也就安全了。按照明朝的经济实力，做到这一点应该问题不大。

　　可是，刚才也说了，明朝从出生到人世间那天开始，就是一股子外墙内敛的性格。这种性格有个最大的坏处是，做什么事儿，都很难放开手脚去大干一场。对打还是玩心眼，说实在的，明朝都不是很自信。如果放手去打，明朝害怕把自己的经济拖死，大家都是和平时期出生的，对刀头舔血的日子很不习惯，当然，也更恐惧，对长期的举国之战，其实没有多少人愿意真心实意地举起双手表支持（个别愿意把自个的命拿到赌桌上搏一把的投机者除外）。再说了，在朱元璋和明成祖之后的明朝皇帝们，虽然有个别的在个别的时候雄壮了一把，但总体上看，也都是属于那种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儿，让他们挑头去和草原军团死缠烂打，还是省省吧。

　　如果玩心眼，这也不是谁都能玩的，要知道坑人这活儿，技术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没有在怀人堆里几十年如一日地摸爬滚打，也玩不起。这还在其次，关键是，既然玩阴谋诡计，难免要和草原上个别部落头领推杯换盏，私下里，开些只有光屁股长大的朋友之间才好意思开的玩笑，比如和女人有关的那些玩笑。这种活儿让谁去干？皇帝当然不能出头，只能是有能耐的大臣去，可如果玩砸锅了呢？在眼里不容沙子、内敛而保守的明朝，不用想，这人一定会被正义凛然的皇帝和忠君爱国的大臣们活活地骂个半死，临了了，如果不出意外，还需要被拖出午门剐了或者砍了，以向天下宣示，明朝的气节绝对不能被个别坏分子无耻地败坏。

　　袁崇焕曾经犯过类似的错误。当年，努尔哈赤不小心挂了，袁督师派人去吊孝，很得意地玩了一把“猫哭老鼠”的把戏，趁机刺探一下女真人的军情和政情，这本是很解气的举动，也是很合理的谋略，袁督师竟然因此被明朝的皇帝和不怀好意的大臣怀疑成“里通外国”。这么看，如果换成其他人干类似的事，他的下场能好到哪里去呢？最好的下场无非是被罢官回家，就是这样的，皇宫里也要有自己人的，这个自己人还要能豁得出去，在皇上面前为这个人说上一箩筐的好话。否则，这人希望得到个在菜市口被砍头的待遇，大概都是可望不可求的，袁督师可是被剐了的。当然，即便没玩砸，也没啥好显摆的，在明朝人看来，给蛮夷赔笑，在蛮夷面前说道理，是件比较丢人的事，有啥可显摆的？说到大天，这种把草原那点事摆平的人，也不过是有点能耐的汉奸，而正如陈佩斯在小品《主角和配角》对这朱时茂气愤地说，“汉奸有什么可神气的”。

　　实事求是地讲，对于明朝而言，真的和草原搞战略大决战，它没这个胆子，更没这个实力，为了边疆安全，最好的战略是对草原使出分化瓦解的招数，再辅之以对外贸易。前者让草原自己内斗达到热火朝天的境界，后者让草原部落不敢和明朝闹掰，因此，草原部落也不傻，他们知道，人家明朝和他们正经做生意，草原部落能不动刀兵，换来自己渴望已久的必需品和奢饰品，而一旦闹掰了，明朝不给他们好吃的、好用的，草原上的贵族和百姓们其实活得也不得劲儿。从明朝的史料看，如果明朝和草原认真而持有地做生意，而且还愿意对价钱不太计较，在草原上大大小小的部落一般是很老实的，甚至摆出相当低的姿态，他们也毫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