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王对日食这种自然现象非常警惕，一旦发生，就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下诏罪己，并且开言路，让人提意见，以匡正自己为政的过失，类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汉光武帝刘秀，什么事儿也没有，每发诏书，先说自己不好，总说自己不够资格当皇帝。遇到大旱，他也下诏罪己，说自己做得不好，使“元元愁恨，感动天气”，才导致了大旱。总之内心长存慎惧敬畏，至死留遗诏，还说“朕无益百姓”，不让大办丧事，一切效仿西汉文帝，简葬。

　　北魏太武帝拓拔焘，性格豪爽，心胸开阔，最不怕臣下提意见，甚至很欢迎臣下的谏诤。有一年的春天，上谷地方的百姓给朝廷上书，说皇家的苑囿即游乐园占地太大了，占了百姓太多的田地，请求将其缩减一半，把耕地还给百姓。大臣古弼为此去找太武帝拓拔焘汇报。古弼一脸严肃地到了皇帝处，却见皇帝与另一位大臣刘树正在下棋，两个人下得酣畅淋漓，都没看见古弼在一旁等候多时了。古弼突然冲上去，打掉刘树的官帽，抓住他的头发猛扯狠拽，又将刘树从座位上拉下来，摔倒在地，拳打脚踢，边打边大声痛骂：你这误国的奸臣！诱惑皇帝于无聊游戏，荒废国政，让百姓埋怨朝廷，诅咒君上……刘树被打得满脸是血，呼号不已。太武帝拓拔焘见状，连连大叫：住手！快住手！哎呀都是朕的不是，快住手。古弼这才住手，耐住性子汇报工作。太武帝拓拔焘完全同意古弼的意见，在春耕之前，将苑囿的面积缩减一半，还田地给百姓。

　　古弼玩了一次“打狗伤主人脸”的游戏，自知伤了皇帝的面子，他抓紧将皇帝的决策下发到政府部门去执行。然后自己披发跣足，走到纠察官员纪律的部门去请罪，因为自己毕竟动作粗鲁，有失礼仪。可是，太武帝拓拔焘却说：赶紧穿上衣服带好帽子，你没有错！今后，凡是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你尽管去做，即使像这次一样，颠沛造次，不顾礼仪也没关系。“自今以后，苟利社稷，益国便人者，虽复颠沛造次，卿则为之，无所顾也。”

　　像汉光武帝刘秀和魏太武帝拓拔焘这样的英明皇帝，愿意接受意见，臣下也敢于提意见，相得益彰，所以国家的气象才蒸蒸日上。居上者，苟有毫厘之善，在百姓，则有万里之泽，可以说，自古德政，见效都是很快的。

　　宋徽宗赵佶初即位，也很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并不是后世看到的只顾文艺，不管国事。这一年的三月，发生了日食。赵佶下诏求直言，即征求批评意见。新皇帝刚继位，说不上什么政治上的失败，但是，能下诏求直言，对当时已显疲弱的大宋朝，很是鼓舞。江西筠州一个地方类似幕僚的推官崔晏给宋徽宗上书，说：臣听说提意见的道理，“不激切不足以动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就是说，给上级提意见，不激烈，就不能打动上级的心。而如果激烈，就很像是诋毁甚至诽谤上级了。对此，皇帝您要心里有底，臣下才敢说话，因为提意见的人很害怕背负诋毁上级污蔑领导甚至造谣中伤的罪名，就不敢说话了。这就是官员们对同僚和朝政钳口不言的原因。人都不敢说话，所以才让那些谄邪之人得到了畅通无阻的发展空间。

　　崔推官进而慷慨陈词：当今的国家形势，“政令繁苛，民不堪扰，风俗险薄，法不能胜”，问题多得数不胜数，“未暇一二陈之”。皇上您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好多年以来，朝中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都不提意见了，有的都变成了歌颂专家了；负责纠察百官的纪律检查部门，都不弹劾处理犯罪的官员，对群众的举报置若罔闻，对贪官的处置还不如不处置，因为你处置不当，反而会杀伤天下人心对朝廷公正的渴望。至于门下（类似办公厅）负责审核皇帝的诏书，但是从不提出自己的意见，哪怕是诏书有失当之处，也不加丝毫矫正，这样就使所有的责任让皇帝负责，“天下之恶尽归于上”，即老百姓的怨言都是给皇帝的，而他们都自以为不尽职尽责，反以这样就是很会做官。“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 所以说，问题很多，很严重。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在朝廷的上层高官，把这些人的问题处理好了，天下别的事就不算事，会迎刃而解的。

　　“帝览而善之”，宋徽宗听从了地位不高的筠州崔推官的意见，并将他提拔为相州教授。

　　可是，北宋经过几次折腾，国力疲弱，尤其是打击“元佑党人”，动摇了宋朝的根本，使天下真正的俊秀之士，无法为国家效力。喜爱文艺的皇帝宋徽宗心思特别细腻柔弱，耳根子尤其软，很喜欢那些谄媚逢迎的奸人，即便是罢斥奸邪，也缠绵悱恻似的。所以，蔡京等人受宋徽宗重用，宋朝兴旺时期的正气一直无法恢复。到了后来给“元佑党人”平反，毁“元佑党人碑”，可是，人心已经书疏离，被平反者的后人反而不愿意朝廷平反，觉得自己的先人被列入“元佑党人”很光荣。朝廷毁了“元佑党人碑”，人家的子孙反而又重新刻上，离心离德，以至于此。宋徽宗的下诏求直言，被称为“建中初政”，看着阵势挺大，但没多久，就熄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