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破除阴谋，理性生存（28）怨天

　　弄权者的阴暗心理揭露：

　　政府发布政令要有四时特点。没有四时特点，人们就必然消极地观望、顺从天时的到来，处在混乱昏蒙的状态。谁能够对这一状况有所了解呢？只有善于学习、博古通今的国家领导人才了解四时。不了解四时，就将失掉立国的根本。因为不了解五谷生长的规律，国家就是要败亡的。所以有智慧的元首对于天道是真正聪明的，对于地道是真正圣智的，因而他所认识的四时也是正确的。只要元首是真正聪明和圣智的，他的臣下也就行事正确了。

　　如何了解其元首的真正聪明和圣智呢？回答说：就在于慎重使用能臣和善于听取真实情况。使用能臣叫作聪明，听取实情叫作圣智，真正是聪明圣智的元首皆受天赏。使用无能之臣就是昏庸，昏庸而虚妄的元首皆受天祸。因此，元首看到成就即想起尊重臣民的功绩，臣民就承担其烦劳事务，勤而无悔。元首对待臣民的功绩抱着轻视态度，臣民就将懒惰，元首也将进一步骄傲起来。因此，阴阳变化是天地的根本道理，四时运行是阴阳的根本规则，刑政和德政适应四时的措施。刑德适合四时则生福，违背四时则生祸。

　　对于发布政令如何顺应四时特点这一问题，管仲曾这样回答：“

　　东方是星，它的时节称为春，它的气是风，风产生木和骨。它的德性是喜欢生长而万物按时节出生。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修理和清洁神位，祈祷免除破败与不顺，以正阳作宗主。修治堤坊，耕芸树艺，修整桥梁，修通沟渠，用砖瓦修治屋顶以便行水，解仇怨，赦罪人，通好于四方。这样，和风甘雨便会到来，人民长寿，动物繁殖，这就叫作星德。星掌管发生，发生属于风。所以，春天若实行冬天的政令，则将草木凋落；若实行秋天的政令，则将出现霜杀；若实行夏天的政令，则人们疲倦困乏，因此，春季三个月，用甲，乙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照顾幼弧，赦免罪人。第二项政令是：赋予官爵，授予禄位。第三项政令是：解冻时修治沟渠，添修坟墓。第四项政令是：修平险阻难行的道路，修整田地的边界，清理田间的界限。第五项政令是：不准捕杀幼鹿，不准折花断尊。五项政令若是都按时节颁行，春雨就会到来。

　　南方是日，它的时令称夏，它的气是阳，阳产生火和气。它的德性是施惠与修乐。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进行赏赐、授爵、授禄，巡视各乡劝农，做好祭神之事，量功赏贤，以帮助阳气发展。于是大暑就将到来，时雨就将下降，五谷百果也将丰收，这就叫作日德。日掌管赏赐，赏赐就是“暑”。如夏天实行春天的政令，则起大风；实行秋天政令，则多水；实行冬天政令，则草木凋落。所以，夏季三个月用丙、丁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调查有功和为国出力的人们，把他们提拔起来。第二项政令是：开用长期储备，打开老仓、老窖，把粮食贷给人民。第三项政令是：禁止敞门不关，不准举衽免冠，清除地沟与田舍。第四项政令是：访求曾经布德施惠于民者，对他们进行奖赏。第五项政令是：下令禁止设网捕捉禽兽，不准杀害飞鸟。这五项政令如果按时节颁行，夏雨就会到来。

　　中央是土，土的德性是辅佐四时运行，以使风雨适时，地力增长。土生长皮肤肌肉。它的德性表现为和平而均匀，中正而无私，实实在在辅助着四时：春天生育，夏天长养，秋天聚集收成，冬天积储闭藏。最后大寒来到，国家昌盛，四方顺从。这叫作“岁德”。岁掌管阴阳调和，阴阳调和就是雨。

　　西方是辰，它的时节称为秋，它的气是阴，阻产生金和甲。它的德性是忧虑哀伤平静公正而严肃谨慎—，居处不许做淫佚之事。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人民不准有淫暴行为，勤慎督促旅居田野的农民进行秋收，计量民财以进行征集，砍伐树木，收聚木材，百物皆收，使人民不敢怠惰。所厌恶之事应当考察，所要求之事必须做到，保持义信则诸事可成。这叫作辰德。辰主管收敛，收敛就是阴。秋天如实行春天当行的政令‘则草木反而发荣；如实行夏天当行的政令，则将多水；如实行冬天当行的政令，则国家有损伤。所以，秋季三个月用庚、辛的日子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禁赌博，防止小事之争，排解私恨和私斗。第二项政令是：不得功用兵器。第三项政令：重视安排旅居在野的农民，督促秋收。第四项政令是：修补仓房的缺漏。第五项政令是：修理墙垣，还要使门户周严。五项政令若能按时进行，五谷就会丰收。

　　北方是月，它的时令称冬，它的气是寒，寒产生水和血。它的德性是淳厚清扬。宽恕和周密。这个时节要办的事情是：命令禁止迁居，尽量让人们安静稳定，地气才不会流泄。判刑定罚，不要宽赦罪人，以适应阴气要求。于是大寒来到，甲兵强劲，五谷成熟，国家昌盛，四方臣服。这叫作月德。月掌管刑罚，刑罚就是寒。冬天如实行春天政令，则地气流泄；如实行夏天政令，则天空有雷；如实行秋天政令，则发生干旱。所以，冬季三个月用壬、癸的日子来发布五项政令。第一项政令是：评定孤寡，抚恤老人。第二项政令是：小心适应阴气，做好祭神之事，颁赐爵禄，授予并配备官位。第三项政令是：考核会计收支，不要开发山川的宝藏。第四项政令是：拘捕逃犯，得盗贼者有赏。第五项政令是：禁止迁移，防止流民，限制分居。五项政令若能按时而行，冬天应做的事情就没有失误，那么，所要求的一定可以得到，所厌恶的一定可以制伏。

　　所以，春日草木凋零，秋日草木发荣，冬日有雷，夏日有霜有雪，这都是天气的贼害。刑罚和德政变易了常规，失去了次序，“贼气”就迅速来到；“贼气”速来，国家就多灾多祸。所以，圣王总是按照时节来推行政令，制作教令来推行武事，设置祭记来显示德行。这三项都是圣王为着配合天地的运行而采取的。日主阳，月主阴，岁主和调。阳是德惠，阴是刑罚，和调是政事。所以，遇到日食，德惠失修的国家就厌恶它；遇到月食，刑罚失当的国家就厌恶它；遇到彗星出现，失和的国家就厌恶它；风与日争明，失政的国家就厌恶它。所以，圣明君主遇到日食，就注意施德；遇到月食，就改进刑罚；彗星出现，就注重和调；遇到风与日争明的现象，就整顿政事。这四者，都是圣明君主为着避免天地的诛罚而采取的。真正能够实行这些，五谷就将繁茂，六畜就将繁殖，而军备也能增强。治绩积累多了，国家就能昌盛；正如暴虐积累多了，国家就会灭亡一样。”

　　管仲话语间的思想虽然并未跳出儒家系统中‘天人合一’的论调，但是其中具备一定的合理成分，即——为政无道将引起极端利己且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极端利己且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就会引起自然因素的破坏，自然因素的破坏便会引起所谓的‘天灾’。由此可见，历朝历代的‘天灾’，倒有七分源于‘人祸’啊！

　　所以一个国家一旦频繁遭遇天灾，统治阶级能不审视国内所进行的各项工程是否科学合理吗？！能不躬身自省，完善执政方法吗？！能不体察下民呼吁之冤吗？！

　　但极力做到这三点，实在会影响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利益最大限度的追逐，对资源最大限度的褫夺和摄取，自己又如何能够畅快淋漓的竭泽而渔呢？

　　于是有权谋的统治集团便将地震、泥石流、水灾、旱灾、极端气候等等灾害的产生全部归咎于上天，并以科学化、理论化的依据加以论证，以便推卸自己为政无道的过失。必要时，刻意制造‘天灾’令万千生民流离失所，再动用官军加以拯救，广宣恩德，从而使异己势力得以归顺。

　　所谓‘怨天’者，其道有四：

　　一，祸难既生，只谈救灾之事，不言当地有无为政失德之举措，有无蠹政害民之工程。即有一二具备远见卓识之人偶有谈及，也被‘小大’、‘显隐’等等权术加以屏蔽。

　　二，救灾期间，中饱私囊，成其私利，不顾国惠。

　　三，鼓动全民救灾，倡导友爱精神，令全国百姓替其罪过埋单，而不动用特殊利益集团之私款。

　　四，对救灾之中的‘先进人物’无的放矢的大加赞誉，令其举国闻名；对灾难发生后独持异议的人物先抓后审，力行高压统治。

　　这是基层百姓长期遭到残害，却还不明所以，甚至对统治阶级感恩戴德的原因。

　　案例一：

　　桓灵之时，宦官弄权，人称左悺为“左回天”（权能回天）；具及为“具独坐”（骄责无比）；徐磺为“徐卧虎”（无人取碰）；唐衡为“唐雨堕”（流毒遍天下。其时单超已死）。不但宦官本人虐遍天下，他们的义子、同宗及姻亲也被派到地方任大小官职，贪脏勒索，有如盗贼。如宦官候览，他本人霸占百姓住宅达381所，良田万亩，仿照皇宫修建16座府第。他的哥哥候参任益州刺史，专门诬陷富人入狱致死，没收其财产中饱私囊。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下邳李家不允，便设法出任下邳县令，率吏卒入李宅抢走其姑娘，践踏之后用箭活活射死，埋在官衙之内。

　　不巧徐宣的上司黄浮是个清官，接到诉状，马上将徐宣收监。他深知徐家权势熏天，不顾僚属劝阻，毅然说道：“徐宣这样的国贼，非杀不可！即使我因此而死，也心甘情愿！”

　　随即以法处死了徐宣。宦官徐璜岂肯甘休，找到桓帝大泄私忿。桓帝只信宦官的话，下令将黄浮革职判刑。这哪里还有是非和公理？在桓帝的纵容下，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自从宦官专权后，除了以暴发户的贪残肆意掠夺外，还广树党羽，安插亲信，正常的选官和升迁被破坏了。子弟为官，拿钱买官，人情送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读书人拿不出巨款行贿宦官，进身无门，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同样渺茫，同样凋蔽，这就成了他们反抗宦官势力的原动力。

　　无权无势的大学生，他们的武器就是口诛笔伐，依靠舆论抨击时弊，褒贬人物。宦官也不示弱：你说我是小人，我也不承认你是君子。孔子不是说“君子群而不党”吗？那你们就是“党人”。双方攻评，营垒分明，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宦官有桓帝撑腰，作恶如故，横行无忌。大将皇甫规平定羌人论功当封。

　　宦官徐磺乘机勒索贿赂，被断然拒绝。宦官便诬陷他不是打败羌人，而是拿钱让羌人投降，假冒军功，下狱论罪。皇甫规理直气壮：“说我拿钱诱羌人投降，如用私钱，我家中哪有那么多钱？如用公款，帐簿上哪一笔钱花在什么地方，就请查去！”结果查无实据，一些大巨和太学生三百多人跑到宫门前喊冤示威。闹得汉桓帝满肚子不高兴。

　　公元159年，一向敢与宦官硬斗的司隶校尉李膺转仕河南尹。一个叫羊元群的郡守回到家乡。李膺发现他贪脏尤甚，不但携回大批金银财宝，甚至连郡府厕所的花窗都被他卸下带回。李膺上书朝廷，认为应严加制裁。谁知此人向宫中宦官行路，不但安然无事，李膺反以诬陷之罪，给革了职，判了刑。由于陈蕃等大臣的营救，李膺才好歹官复原职，但此人梗直的脾气顽固得很，不久又依法处决了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和宦官的死党张成的儿子（张成从朝中得知要颁布大赦令，就教唆儿子趁机杀人，然后扬长而去。没想到李膺不管那一套，不顾一切地处死了犯人）。于是宦官看准了机会，候览叫张成的门徒上书皇帝，诬告李膺收买太学生，互相串连，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制造动乱，犯有“颠覆国家安全罪”、“传播谣言罪”。

　　汉桓帝平时对这些动不动好指手划脚、评议国是的学生们就看不顺眼，这下可让他有了把柄，于是下诏在全国各地通辑、追捕敢于反抗宦官的读书人。

　　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官吏趁机瞎抓滥捕，一个州郡被捕“党人”多达百人。

　　李膺等人看到这种局面，在狱中谎供许多宦官也是同党。宦官们怕引火烧身，只好劝说桓帝赦免“党人”，不再治罪，但“禁锢”终身，永远不能当官。

　　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是由桓帝开其端，灵帝时演变为大屠杀的。

　　桓灵二帝执政时期，各地频发洪水，地震连连，飓风涌现，死者不计其数。

　　根据《天灾人祸列表》中的研究数据表明，每当昏君当道，奸臣祸国，天灾发生的频率要远远超过清平时期。这不是在推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而是暴政虐民必将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百姓民不聊生就必将不合理且兼急功近利的攫取自然资源以换取财富，自然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想要不发生天灾，不也太难了吗？

　　案例二：

　　嘉靖三十年（1551年）辛亥六月，泰安、东平、肥城等州县大水，淹没民居、禾稼。泰山御帐坪一带建筑多被冲毁，人多溺死；五松亭漂没，秦松冲毁二株。〔明《泰山志》卷四《祥异》、光绪《东平州志》卷二五《五行》、光绪《肥城县志》卷十六《祥异》〕

　　嘉靖帝询问济南知府李迁说：“泰安、东平一代灾难频发，怎么一回事呢？”

　　李迁道：“应该是大力扩建‘三白渠’的缘故。”

　　嘉靖帝不明所以，问道：“天灾频发，又跟我们建造工程有什么关系？”

　　李迁道：“自从大力扩建三白渠以后，今年4月‘三白渠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渠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济南等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白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白渠’渠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大明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泰安、东平、肥城等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都与我们扩建三白渠，致使生态环境变异有关。”

　　嘉靖帝道：“当初力主这个工程上马的是朕的舅舅！他本来考虑道‘三白渠’一旦扩建，泰安、东平两地必然被人为的隔开，泰安百姓以前如果想去东平办事，只需要一炷香的功夫，现在却需要3个时辰，且多绕数条山路。这将有利于我们的兵丁多征些‘行道税’。我舅舅这一家子已经靠‘三白工程’赚了九十多个亿，现在如果下马，他一定要跟我拼老命！”

　　李迁道：“那么您想怎么办呢？”

　　嘉靖道：“百姓们没有李爱卿你那么高深的学问，又怎么分得清天灾与人祸呢？您不如到当地多干些‘备侵、除孽、救荒、发赈、减粜、出贷、蠲赋、缓征、通商、劝输、兴工筑、集流亡’这十二类治标不治本的事情，暂时缓解灾情。然后欺骗老百姓说这是自然灾害，谁也没有办法，政府体恤你们，所以亲派大员来抢险救灾！”

　　案例三：

　　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丙午夏六月，汶水大溢，龚县境西部堤岸溃决十有余里。〔《金敦武谭公（洪）能吏之记》（光绪《山东通志》卷一五○《艺文十·石二》）〕

　　金主问：“朕自问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修德律己，为何上天还要降灾呢？”

　　谭洪答：“汶水经常潮起潮落，历代都是如此，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只有我们大金国修建的堤坝一冲就垮。翻开堤坝一看，里面都是些石膏、泡沫、木屑。在修筑堤坝的过程中能没有贪官污吏趁机中饱私囊吗？”

　　金主问：“朕想警恶惩奸，杀一儆百，可以吗？”

　　谭洪道：“现在已经太晚了。即令您杀光了汶水一带所有的贪官污吏，受灾的百姓也还是会怨恨您。而且您在这个时候杀他们，等于告诉百姓这次灾祸是咱们造成的，下面将更加愤愤不平。您不如欺骗他们说这是天灾，哪里是人力可以抵抗的呢？然后在当地以工代赈、日给银米。并大力夸赞在这次抗洪抢险中立有大功的国防战士与平民百姓。”

　　案例四：

　　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二月十七日，肥城暴风，天色忽红忽黑，地震不断，经过一夜方止。〔《清史稿·灾异志》、嘉庆《肥城县志》卷十六《祥异》〕

　　嘉庆帝询问道：“肥城一带强烈地动，一夜之间死伤近万，倒屋折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刘墉道：“土地的东西广度二万八千里，南北长度二万六千里。其中山脉八千里，河流八千里，出铜的矿山四百六十七处，出铁的矿山三干六百零九处。所有这些，是人们分别土地、种植粮食的条件，也是兵器和钱币的最初来源。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财用有余；不善于利用的，财用不足。古今封泰山、禅梁父的七十二代君王，他们得失的规律都在这里面。这叫国家的财政。具体来说，山地表面上有丹沙的下有金矿，表面有慈石的下有铜矿，表面有陵石的下有铅、锡、红铜，表面有赤土的下有铁矿，这都是山上出现矿苗的情况。如发现山有矿苗，国君就应当严格封山而布置祭祀。离封山十里之处造一个祭坛，使乘车到此者下车而过，步行到此者快步而行。违令者死罪不赦。这样人们就不敢随便开采了。现在您纵容八旗子弟和地方豪强开采个没完没了，而且竭泽而渔，这样怎么能够不有损地脉呢？地脉受到损伤，四方震颤，当然要倒屋折树，这又有什么可说的？”

　　嘉庆道：“我的老师朱硅让我下诏罪己，可以这样来减轻民怨吗？”

　　刘墉道：“不可以，这样等于是在说地震是由我们禁令不当造成的。不如欺骗百姓说这是天灾，并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表彰此次救灾中的先进人物！”

　　次日，刘墉在救灾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肥城大地震波及丰县，给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对原本是‘大清’国列贫困县的丰县百姓，更是雪上加霜，沉重的灾难使全县人民面临十分严峻的困难和挑战。更多的人用实际行动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工作着，辛丑年状元、知县罗平昌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抗震救灾工作开展以来，他就积极投身于少数民族乡村和各宗教活动场所，为抗震救灾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深入地震灾害第一线，了解灾情。罗平昌同志作为一名力倡满汉平等的工作干部，在地震灾害面前，他想到的不是个人，而想到的是少数民族受灾群众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安危。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地震发生的当时，罗平昌同志正陪同市县领导在新城子藏族．乡开展维稳工作。地震发生后，罗平昌同志按照市县领导安排，本着高度的责任感，迅速到丰县色目人居住区了解灾情，并及时联系全县民族乡村和各宗教活动场所，询问了解地震灾害情况，当得知灾情严重时，他心情很沉重。

　　地震后第二天上午，罗平昌同志在单位召开了短时间的紧急会议，及时安排部署了民族宗教方面的抗震救灾工作，会后，他立即带领单位职工，首先奔赴灾情严重的乡村检查灾情，又连续3天深入全县其他民族宗教乡村和宗教活动场所认真细致地查看了灾情。他用最快的时间向府、道、州、县汇报了灾情。

　　二、组织宗教界开展了募捐活动。灾情牵动了所有人的心，罗平昌同志组织县儒教、道教、佛教等宗教活动场所管委会动员广大信教群众向灾区献爱心，开展了募捐活动，同时自己带头捐款，并组织单位职工捐款，共捐资1.72万两。

　　三、编制了灾后恢复重建规划。按照户部侍郎和各府道衙门的安排，罗平昌同志组织单位人员在了解少数民族、宗教活动场所地震灾害的基础上，加班加点，编制了丰县少数民族、宗教活动场所地震灾害基础设施恢复重建规划，上报了知府衙门和巡抚衙门。

　　四、多方争取了救灾物资。罗平昌同志心系少数民族受灾群众，他对受灾群众的困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及时向户部汇报灾情，得到了户部侍郎的高度重视，提刑官王魁查看了丰县灾情后，通过国内外友人关系，争取到勃律国捐助丰县抗震救灾帐蓬500顶，争取到东瀛抗震救灾帐蓬40顶，争取到荷兰捐款8万两，面粉2500斤、大米2500斤、青油500斤、衣服和鞋2000件。

　　五、驻村开展了灾后重建工作。按照县上安排，罗平昌同志作为第一批驻村抗震救灾工作队员、进驻丰县老树川村开展了抗震救灾工作。一是了解上报了灾情．二是制订了灾后重建规划。三是协助乡村为易地搬迁户选址定点，兼备物资，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

　　在这次‘肥城县’抗震救灾中，罗平昌同志始终和大清政府、与及各府、道、州、县保持一致，时刻想着灾民，时刻参与救灾，以一个叶赫那拉氏成员的一腔热情，体现了‘地震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满清优良传统。”

　　百姓们听了刘墉这篇装孙子的政治报告，误以为这次地震真是天灾，而政府中竟有罗平昌这样不为一己之私、急公好义、积极赈灾的青天大老爷，于是纷纷感恩戴德。

　　案例五：

　　顺治五年（1648年）戊子春，东平大雨，禾苗被淹。翌年十月，清廷因东平受灾，免征顺治五年田赋。此后数年间，东平灾害频繁：顺治七年（1650年），因黄河决口而遭水灾。顺治八年（1651年），与泰安并遭水灾。顺治九年（1652年）六月，大雨连绵，禾稼受害。顺治十二年（1655年）七月，又遭蝗灾。〔《泰安府志》卷首、光绪《东平州志》卷二五《五行》、《清史稿》世祖纪、灾异志〕

　　郑亲王济而哈朗训斥儿子道：“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停止修建三剑峡大坝的工程，你却不听。现在果然引起了灾祸！”

　　简亲王济度道：“为什么要停止修建呢？”

　　济而哈朗道：“1．在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的造床质是砾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将一颗也排不出去，十年内就可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继续延伸，汛期淹没江津合川一带。现报告假定卵石不动，以泥沙作模型试验，是错误的。

　　2．大清水资源最为丰富，时空分布也合适，冠绝当世，不是安郡王岳乐说的第六。

　　大清所缺的是在供水足够地区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

　　3．三剑峡大坝在‘经济可行性’上是站不稳脚跟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每千瓦投资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方法是错误的。十八年内只支付、无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问题。

　　4．三剑峡水库对于长江中下游防洪虽有些帮助，但效果不大。蓄清排浑的代价是使排洪工程加大、守堤防汛期加长，而所利用的电能大减，得不偿失。长江防洪迫在眉睫，应速浚治。

　　5．回忆入关初期，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唯我一人反对建坝，因其造床质为泥沙，故退一步许可改为留洞排沙。今长江上游造床质为卵石，三剑峡高坝势必毁败大量坝田，又是我一人摇臂高呼决不可建。请三思吾言！”

　　济度道：“阿玛说的这些我岂能不知？但三剑峡的建立虽然有害于民，却为我们在当地建立豪华风景区提供了便利，业已为我们赚取财富900个亿。如今突然停止，我恐怕依附于我们的八旗子弟会不乐意！况且如果辅政王多铎怪罪下来，我们将如何应付呢？”

　　济而哈朗道：“那我们该如何向百姓交代呢？”

　　济度道：“不如把灾祸的罪责全都归咎于‘极端气候’这一问题上来。再作一篇关于‘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政治报告来激励百姓重建家园。”

　　案例六：

　　唐宪宗道：“四川连年大旱，死者竟达五百余万，无论朕怎样祈福都无济于事，为什么呢？”

　　李德裕道：“当地的官员对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地理学、土壤地理学、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冰川学、冻土学一无所知，罔顾植物的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与气候的关系，在不该兴建大坝、水渠、运河的地方盲目修建，极大破坏了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使本就具有盆地效应的四川愈加变成一个锅炉。”

　　唐宪宗道：“朕该怎么办呢？”

　　李德裕道：“下旨让百姓们焚香祷告，祈求上天。”

　　唐宪宗道：“既然是人祸，为什么要他们祈求上苍呢？”

　　李德裕道：“把人祸说成是天灾，再进行些许心理上、物质上的安慰，就不会引发农民起义了。”

　　案例七：

　　萧燕燕道：“小勃律国一直不肯降伏大辽，然而他们地处僻远，又不值得我大动干戈，怎么办才好呢？”

　　谋士道：“可以在我们与小勃律国的交界处修建大面积峰林，然后在他们5条河流水道的源流、脉络和流经地区拦水建坝。”

　　萧燕燕道：“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谋士道：“根据《水经注》、《梦溪笔谈》的叙述，据说这样就可以控制当地的旱涝。日后小勃律国一旦干旱，我们就去送粮食，一旦洪涝，我们就去送船只和帐篷，又何必害怕他们不肯归附呢？”

　　案例八：

　　朱温道：“大梁的人口日益增长，然而我们的生产力却一直落后，我恐怕我们的国力不足以供养百姓啦。可以通过发动战争的方式来内杀强民，外除强敌吗？”

　　张归霸道：“不可以！这样会引起民怨！而且我们现在受制于人，无论打谁都会有被李克用那个老狐狸趁虚而入的危机。”

　　朱温道：“那我将如何办呢？”

　　张归霸道：“可以在夹河附近大规模破坏河床、水草，无规律的蓄水、拦沙、截流。”

　　是年，夹河支流所辖土地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在四个县城中，共计50万人口被淹死。

　　康怀贞、王重师、李思安奉梁王之命做政治报告道：“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普滑县大地震。地震发生后，在抗震救灾一线，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不但肩负着保障领导和救灾人员安全、快速运送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对一线领导和职工做好服务的后勤任务。这支特殊的队伍在特殊的岗位上对普滑抗震救灾做出了突出贡献，庞师古就是其中的一员。本年三月八日，庞师古同志驾车随着张归厚正在调研水利工作。

　　次日上午八点，当得知普滑地震的消息后，张归厚果断决策，决定停止调研工作，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当他听到这一消息时，二话没说，立即投入到抗震救灾的准备工作中，没有足够的干粮，他东奔西跑积极筹措；没有御寒的物资，他和领导想方设法进行购买。简单准备后，庞师古驾车随张归厚一行直奔灾区，700多公里的路程，路况较差，加上沿途风沙很大，能见度在十米以内，有时不到两米。为了保证行车安全，他克服高原反应和劳累带来的身体不适，谨慎驾驶，以娴熟的技术，经过7个多小时的艰苦行程，于当晚八点四十分到达了普滑灾区。

　　到达灾区后，本已疲惫不堪的庞师古来不及休息，马不停蹄地投入抗震抢险中，他看到同胞倒塌的房屋和惨不忍睹的灾害场景，强忍失去同胞的悲痛，坚决服从领导指挥，冒着随时可能发生的余震、废墟中大块大块的瓦砾，驾车艰难地行驶在普滑的每一片废墟中，和领导一起寻找州、县水务局的同志们。到了目的地，他不顾疲劳和剧烈的高原反应，与同志们一同加入到了搬运救灾帐篷、抢救受灾群众、铺设临时供水管道等救灾行列。

　　饿了吃一块面包、啃一包方便面，渴了喝一瓶矿泉水，累了就马车上打个盹。整整两天两夜，哪里艰苦，哪里危险，他的身影就出现那里，表现出了一名大梁名将的高尚风范。

　　从16日开始，每次出车时，他总要带些食品，别人问他带干粮做什么？他说，有人比我们更需要它。在行车途中，当看到被饿慌的老人、孩子时，他就把所带的食品分发给他们，受到了灾民的称赞。抗震救灾期间，大量救灾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到灾区，庞师古俨然变成了一名搬运工，和大家一块搬运一起分发，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他每天坚持闻鸡起舞，给马车喂好饲料，做好保养，等待任务，忙碌一天后，大家开始休息，他还要对车辆进行例行检查，以保证领导和同志们的乘车安全，直到凌晨3:00左右才回帐篷休息。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加上经常吃快餐食品，他的老胃病复发了。可他一声不吭，到临时医疗点领取点药物，强忍着疼痛继续忙碌。

　　庞师古从4月4日到灾区，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左右，一直到5月6日，整整30多天跟随张归厚奋战在灾区一线，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始终以饱满的精神和高昂的斗志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回到单位后，面目消瘦的庞师古顾不上休息，第二天就到岗位上工作，默默无闻地坚守自己心爱的驾驶员这个特殊职业。庞师古在平时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挑三拣四。只要是工作，他毫无怨言，领导指挥到哪里，他就战斗到那里，一年下来，行程超过32万公里。在工作中对技术精益求精，从事驾驶员工作十几年来，没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他遵纪守法，从不违法乱纪；他团结同志，乐于助人。良好的车技、热情的服务、求实的作风，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好评，他也用他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一个大梁名将的神圣职责。”

　　百姓听罢，冷冷道：“你念错了吧，我们这回是洪涝灾害，不是地震，你八成拿错稿子了！”

　　案例九：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丁酉六月六日，泰山山洪暴发，溺死游人众多，盘道、祠庙亦多冲毁。朝廷命江南学政林之浚、江西学政鱼鸾祥督工修复。〔《大清一统志》卷一四二《泰安府》“碧霞祠元君庙”条、民国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七〕。

　　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六月，泰安等县大雨数昼夜，遍地泉水涨涌，淹没民田、房舍甚多。宁阳周村至泗皋河堤决口，县境北部“尽为泽国”。东平、肥城并出现饥荒。〔《清史稿·灾异志》、乾隆程修《泰安县志》卷十四《杂稽》、咸丰《宁阳县志·灾祥》〕

　　乾隆四年（1739年）己未六月，复因黄河溃决，东平民田被淹。

　　乾隆十一年（1746年）丙寅六月，汶河水发，冲漫堤埝。〔《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九〕

　　乾隆十二年（1747年）秋，东平州遭水灾，禾稼受损。

　　乾隆十三年（1748年）五月，宁阳大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七月，县境大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汶水在县境石梁、桑安等处溃决，宁阳知县郭撰督修河堤。后道光间屡决屡修。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月，县境淫雨。〔《清史稿·灾异志》、咸丰《宁阳县志·堤堰》〕

　　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六月二十日，泰山大水，南汶河水漫溢。秋，水淹肥城境，田地房庐尽毁。东平州堤亦被冲决。〔台湾故宫军机处档：乾隆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山东巡抚准泰奏报赴东平查看决堤》及十六年《山东巡抚鄂容安查审东平州运河堤工决口一案》，内阁大库档：乾隆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大学士兼管户部总管内务府大臣傅恒题覆山东东平州头道堤工决口一案应将疏防冲决之东平州知州武士烋、泰安府知府宋谔分别照例议处》；乾隆程修《泰安县志》卷十四《杂稽》、光绪《肥城县志》卷十《杂志》〕

　　乾隆三十年（1765年）乙酉夏，泰山大雨，磴道间为大水冲毁。〔清钱大昕《登岱》之三注（《潜研堂诗集》卷八）〕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七月，泰山大雨，徂徕裂泉横流，冲毁北齐古刹四禅寺。同年八月，水决东平城，仓谷、民屋俱被冲毁。〔《泰山道里记》〕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辛卯五月十五日夜，泰山大水，盘道倾圮。泰安知府夏玢兴工重修，沿途二十四桥皆恢复拓展。〔《泰山道里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癸巳夏，泰安淫雨，汶水涨发，东平民苦水患。山东巡抚奏准檄知府朱孝纯督筑堤防，历两月竣工。〔清朱孝纯《东平逼近汶河居民常苦水患经抚臣入告檄纯督筑堤防，晓夜奔驰者两月，工即竣，纪诗三首》（《海愚诗钞》卷八）〕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己亥六月，泰安大旱。〔《清史稿·灾异志》〕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

　　秋，黄河在开封考城决口，水淹东平州境。〔光绪《东平州志》卷二五《五行》〕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壬子

　　新泰新甫山大水，山之上下寺庙多倾圮。〔新甫山嘉庆《重修观音大士碑记》〕

　　歌颂康乾盛世的犬儒、市侩、顺民、禄蠢们面对这一系列的天灾，无一敢于质疑当权者的所作所为，反而众口一词的提出“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论调来自我麻痹，继续做着他们的“天朝”梦。

　　防范原则：

　　所谓天灾，实在是有七分人祸在其内啊！对于历代统治阶级打一个巴掌而后给一个甜枣的‘豢犬’式权谋，实在不能不加防范。

　　历观各朝的救灾制度，以清代最为完备。

　　确实，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灾荒发生最为频繁的时期之一。根据《清史稿》及其它相关档案资料可以看出，清代灾害最严重发生次数最多的当属水灾，其次是旱灾，以下依次为雹灾、虫灾、霜雪、疾疫、风灾、地震。灾害的频繁发生，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直接威胁了清王朝统治根基的稳固。为扭转被动局面，清政府把救灾作为一项既定国策来对待，调动全国力量与之斗争，以期有所补救，这种救灾制度，当时被称为“荒政”。

　　按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的说法，荒政有十二个方面：“一曰备侵；二曰除孽；三曰救荒；四曰发赈；五曰减粜；六曰出贷；七曰蠲（音捐，免除）赋；八曰缓征；九曰通商；十曰劝输；十有一曰兴工筑；十有二曰集流亡”。

　　光有例法而没有制度约束，显然还不够。康熙帝就曾对此评价道：“救荒之道，以速为贵，倘赈济稍缓，迟误时日，则流离死伤者必多，虽有赈贷，亦无济矣。”这话充分表明了一代帝王对下属官员趁机发国难财，以致救荒迟滞，罔顾生灵之丑恶现象的痛恨。

　　但事实上，某些官员在天灾之后趁机发国难财这一现象还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政府，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惜制造“天灾”！

　　历朝历代的特殊利益集团，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天灾军团”啊！

　　破解之道：

　　关于如何‘备灾除患’，齐桓公与管仲曾经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桓公说：“我想听听五害的内容。”

　　管仲回答说：“水是一害，旱是一害，风雾雹霜是一害，瘟疫是一害，虫是一害。这叫作五害。五害之中，以水害为最大。清除五害，人民就可以治理好。”

　　桓公说：“那我就先听水害的内容。”

　　管仲回答说：“水有大小，又有远近。从山里发源，流入大海的，叫作‘经水’；从其它河流中分出来，’流入大河或大海的，叫作‘枝水’；在山间沟谷，时有时无的，叫作‘谷水’；从地下发源，流入大河或大海的，叫作‘川水’；由地下涌出而不外流的，叫作‘渊水’。这五种水，都可以顺着它的流势来引导，也可以对它拦截控制，但隔不多久，常常会发生灾害。”

　　桓公说：“水，可以拦截控制而使它流往东西南北，以至流往高处么？”

　　管仲回答说：“可以。水的性质，如从高处往下流就快，以至于把石头冲走；而从下面往上走，就停而不行。所以，把上游水位提高，用瓦器引导下来，瓦器每尺有十分之三向下倾斜，水就可以急行满四十九里。然后使水迂回流到更远的地方，顺应其流势往高处。水的性质，走到曲折的地方，就停而后退，满了，后面就推向前进，地低则走得平稳，地高就发生激荡，地势曲折就将冲毁土地。如地势过于曲折，水流就会跳跃，跳跃则偏流，偏流则打旋，打旋则集中，集中则泥沙沉淀，泥沙沉淀则水道淤塞，水道淤塞则河流改道，河流改道则水流激荡，水流激荡则河水妄行，妄行则伤人，人伤则贫困，贫困则轻慢法度，轻慢法度则难于治理，难于治理则行为不善，行为不善就不服从统治了。所以，五害之类，与杀人伤人一样，其祸患是相同的。懂得防备五害，人就可以主宰天地了。”

　　桓公说：“请问防备五害的办法。”

　　管仲回答说：“消除五害，以水害为先。请设置水官，委派熟悉治水的人负责；任命大夫和大夫佐各一人，统率校长、官佐和各类徒隶。然后挑选水官的左右部下各一人，用为水工头领。派他们巡视水道、城郭、堤坝、河川、官府、官署和州中，凡应当修缮的地方，就拨给士卒、徒隶修缮。还发布命令说：每当秋后，要对民间普查，检查户口和土地，核实人口的数量，并分别统计男女老幼的人数。不能从事治水劳动的，免役；久病不能服役的，按病人处理；只能少做的，按半劳力处理。经过普遍调查来选定各地的甲士，作为服兵役的总人数，上报于‘都水官’。都水官就依此下去视察，如看到人数有余或人数不足，就通知下级的水官。下级的水官也把选定的甲士作为征兵的人数，会同三老、里有司、伍长等到里中具体调查，最后还要与被征者的父母协同查定。至于查看治水的工具，要在冬闲时进行准备。土筐、锹、夹板、木夯，每什准备六件，土车每什准备一辆，防雨车篷每什两部，食器要求每人两套，保存在里内，以备损坏遗失。以后要经常命令治水官吏与工匠头领依靠三老、里有司、伍长等技规定检查。经常于每月初一日开始，去查看所准备的工具，留取完好坚实的，修补残破老旧的，淘汰质量粗劣的。经常在冬闲时，派甲士轮流采集木柴，积放在水旁。州大夫率领完成此事，千万不可耽误。积累木柴，在农事完结以后；修筑堤坝，在春耕开始以前。此时天气睛和，白天又比较长，就这些条件看，好处极大。所以经常在没有水害时备好器材，有事及时使用，水可以常被控制，并使之没有危害。这就叫作平素有准备而防患于未然了。”

　　桓公说：“应当在什么时候动工呢？”

　　管仲说：“在春季三月份里，天气干燥，是水少流细的时节。此时山河干涸水少，天气渐暖，寒气渐消，万物开始活动。旧年的农事已经做完，新年农事尚未开始，草木的幼芽已经可以食用。天气的寒热逐渐调和，昼夜的长短也开始均分。均分后，夜间一天比一天短，白天一天比一天长。这时有利于做土工上事，因为堤土会日益坚实。可以派可以甲士在河边修筑堤坝，堤的基础要宽，上面要窄。使长堤沿河而行。在附近的不毛之地。一定要挖出水库。大水库修堤，小水库修防，使堤防围绕水库四周，以防止伤害庄稼。大堤要年年进行修补，堤身上要种植荆棘灌木，以便加固堤土。还要间种柏、杨等高大树木，防止洪水冲决。人民在这里还可以得到好处，简直象一潭流动的脂膏。守堤工作派贫户去做，依次给他们划好地段，以保持河堤不坏。至予在夏季三个月里，自然界变化强烈，大暑来到，万物茂盛。应做好农田除草。政令不要干扰农事，征发劳役也不可时间过长。这时不利于做土工工事，因为它妨害农事，徒花费一半工费，土工也无成就。在秋季三月，山川百泉涌水，大雨降，山洪发，入海路远水难疏泄，秋雨连绵，天地呈凝合状态。此时应抓紧秋收，使之颗粒归仓。所谓“收割一天，食用百日”。人民无分男女，都要到田间劳动。此时不利作土工工事，因潮湿之气日生，土质松软难成。徒花费十分之六的工费，十工之事也无成就。在冬季三个月里，天地收闭。暑雨止。太冷到，万物实熟。此时应补修屋舍，修缮边防城寨，修理城墙道路，调正度量衡，处理狱中罪犯，蓄积草料粮食，以及君主举行娱乐活动和祭神。由于一年之事全告完成．还应当表彰有功，赏贤惩罪，升迁官吏而提高他们的等级。此时不利做土工工事，徒花费十分之七的工费，而土冻难成。此时昼愈短而夜愈长，天寒利在室内劳动，甚至在外堂都不适宜。把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得当，其它四害也都可以制服了。”

　　桓公说：“寡人愚笨，还不知道制服其它四害应怎么办？”

　　管仲回答说：“冬天若动土工，散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天也霖雨不止。春天若不把枯骨朽尸掩埋好，不把枯木砍伐掉。则夏旱就会来临。夏天有大露和大瘴．凝聚在植物上，吃了就会伤人。民多疾病而不止，就会恐慌不安。国君要派出各部门的官吏偕同三老、里有司、伍长等到各里训话，命令百姓各家生火蒸煮食物；地里、院里都要盖井。并不使毒气沾污食器，防止饮水伤人。还要注意发生虫灾毁伤庄稼的事情。大凡发生天灾，治国者谨慎组织预防，十之八九不会死人。至于太冷、大热、大风、大雨，凡是不合节令发生的，叫作‘四刑’。有的遇上就死，有的则幸存。治国者即使谨慎组织预防，也难免伤人。所以，官吏是应当做好教训工作的，三老、里有司；伍长等人是要做好示范工作的。做好了防止五害的工作，人民就没有更多要求了，因为要求已经满足。所以要经常利用冬天训练三老、里有司和伍长们，并最后定出赏罚，使他们有功者必得其赏，有过者也受其罚。五害不能为祸，国君的法令就无人违犯了。因为这项政绩显而易见，百姓就不在下面结党营私了。”

　　桓公说：“在一年的十二个月，施工动土，只有合乎季节才能做，不合季节则不成，应怎样常年进行准备呢？”

　　管仲回答说；“要经常派治水官吏在冬天就视查堤防，发现需要修治的问题即时具文向都水官报告。都水官一般是定在春季事少的时节修堤的。但河堤做成以后，则经常进行检验。河堤若发生毁坏时，如遇到大雨，就派人分段保护，需要修补之处就抓紧修补，拨给徒隶充役完成其事。大雨中，堤防需要覆盖就及时覆盖；冲水时，堤防需要屯堵就组织力量屯堵。一年到头以保持堤防不坏为治水工作的成效。这也是所谓‘平时有备，祸从何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浊水经常夹带着泥土，自身运行就经常淤塞河道，江、河都是这样的。还要常年加高堤坝，以便不被淹没。春冬两季在河内取土加高，秋夏在河外取土加高，浊水来临也就不会毁坏了。”

　　由此可见，天灾出现与否，肆虐与否，倒有七分是可以由人控制。只要当权者为政以德，时时刻刻以完善制度、制约自己的非法行为为念，再用心研习《度地》、《地员》、《地数》等先进理论，很快就可以让全国上下五谷丰登、安宁和乐了，何必费尽心机的把自己的罪责归咎于上天，编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极端气候加剧”之类的鬼话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