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关于《功甫帖》的讨论正沸沸扬扬，从书法碑帖角度，不难提出其种种可疑之处。但从文献角度要找出铁证，证明安歧着录的原帖或苏富比的拍品属于赝鼎，却有一定难度。《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主编顾村言先生曾来邮咨询，2013年30日《艺术评论》摘要刊出了我的答复。以下是经过我修订的原文。

　　村言先生：

　　承蒙传来刘建业先生从文献角度对《功甫帖》的质疑，并垂询其真伪问题。拜读以后，感到仅以文献考证论，似仍难坐实此帖的真伪。兹据其所言各条，略陈管见。

　　其（1）云：“此帖见诸着录最早为清安岐。翁方纲，李佐贤等属于从安岐处得到信息，此前六百余年无人记载，缺乏流传依据。”此诚为最有力的怀疑理由，但也只是质疑而已，难以确证其为伪作。

　　其（2）云：“翁方纲考《宋史》，定此帖为苏轼36-37岁在杭州所写。显然有误，苏轼于熙宁初在杭州任职。其时宋朝没有‘奉议郎’这个官名。‘奉议郎’于宋初置，到太平兴国元年，为避太宗赵光义之讳，改为‘奉直郎’，直到元丰三年才恢复原名。期间110余年，宋无‘奉议郎’官衔，苏轼不会写出这个当时不存在的官名。”翁方纲所考肯定有误，熙宁间确实没有“奉议郎”的官衔。但其考证仍有值得推敲处。

　　“功甫”是郭祥正的字，现存其履历较详的记载见于《永乐大典》卷7894《临汀志》，其传云：祥正“熙宁间仕至殿中丞，签书保信军节度判官，即挂冠，号醉吟先生。李伯时为之写真，东坡作赞。时方强仕，诸公交荐于朝。寻通判于汀，与守陈公轩相欢莫逆。……继摄漳州，忤部使者，陷以他狱，五年而后直。又号漳南浪士，稍迁朝奉郎、高要郡，复弃去，竟不出。有《青山集》行于世。”这段史料是考证苏轼有无可能书写“奉议”的推论依据。

　　其（5）云：“郭功甫在宋‘元佑’年间曾获‘承议郎’官衔，没有做过‘奉议郎’，苏不会连好友的官职都搞不清。”这是言之在理的，因据《临汀志》，功甫在熙宁间挂冠，其以“强仕”之年（即四十岁）复出应在新党执政的元丰后期，《东坡外制集》里《郭祥正覃恩转承议郎制》应是功甫“强仕”之后所转的寄禄官阶。其（6）复云：“‘承议郎’在宋末为七品，‘奉议郎’为八品。郭功甫在获‘承议郎’衔前，任汀州通判，获衔后调任端州知州。官阶至少为七品，不可能被授八品衔。故也无获‘奉议郎’官衔之理。”这一推论也有道理，从元丰官制的寄禄官阶与官品来说，奉议郎为正八品，承议郎为从七品，朝奉郎为正七品，正是官品逐级提升的正常过程。也就是说，以正七品朝奉郎知端州（即高要郡）是功甫的最终官衔，功甫在通判汀州后确实没可能再屈就奉议郎的寄禄官阶。但值得注意的是，功甫在熙宁间以殿中丞挂冠，而其“强仕”蒙恩迁转的是承议郎，两段时间之间再无迁改的可能。而元丰三年推行新官制，原来旧寄禄官的殿中丞转换为新寄禄官恰是奉议郎，因此，功甫在元丰官制后至“强仕”之年的官衔正是奉议郎，苏轼倘在这一期间与其作别，书写“奉议郎”完全合乎情理，也与官制相吻合。也就是说，苏轼在熙宁间固然不可能写此帖，但倘若在元丰三年后至元佑前期书写此帖，文献上就不能推论此帖作伪。

　　其（3）从史讳学角度认为：“帖中的‘议’字，为宋太宗名讳。书写时应缺末笔。但帖中没有避讳，属‘欺君’。苏轼不会如此粗心大意。”诚如陈垣所说，“宋人避讳之例最严”，但其《史讳举例》所列宋讳有“义”字，而无“议”字。宋代虽确有同音避讳之例，但“议”字在元丰、元佑间似已毋须阙笔避讳，这有苏轼之弟苏辙之例足以为证。上海书店出版社版《宋元尺牍》160页载苏辙《致王定国承议使君尺牍》书影，其中“辙顿首定国承议使君”中“议”字并不阙笔。

　　其（4）云：“帖中‘苏轼谨奉别’文字，不符宋人信札自称的规矩。苏轼传世信札真迹，都自称‘轼’。从无自称‘苏轼’之例。当时的名人信札，自称也都不写姓氏，这是惯例，苏轼不会单在这封信札上破例。”我未遍观苏轼现存书札真迹，未敢断论其是否都不书姓（补注：后据村言先生告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东坡《次辩才韵诗帖》信札之末有“眉山苏轼上”的署款）。而宋代名人信札一般确实不自书姓氏，但“说有易，道无难”，恐怕也决非没有例外者。例如上引《宋元尺牍》92页《陈襄书尺牍》落款就直书“陈”姓；而122页《林希致刘君秘书尺牍》，落款也作“长乐林希再拜刘君秘书文几”。故而从署款姓氏上也只能质疑，似乎也不能证伪。

　　总之，从目前所知文献史料，还不能确证清朝安歧《墨缘汇观录》卷一着录的《功甫帖》就是伪作，因而从文献上也就不能坐实苏富比拍品的真伪。但是，安歧着录里说，他所见《功甫帖》“前后半钤四印”，而苏富比拍品上的印章却多出了好几个，这是令人起疑的。倘从这些印章入手，比较其印文与刀法，进行鉴别与考证，也许不失为考定该拍品真伪的一条可行线索。

　　以上所说，纯属私见，不敢言必，仅供参考。端颂研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