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只有短短三十八年的历史，从头至尾都在战乱的泥潭中苦苦挣扎。身为男人，未沦为炮灰就算幸运。身为女人，生存的空间颇为窄狭，生活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为了展现自我生命的极值，民国女性不遗余力，她们的表现可圈可点。

　　现在来看，吴芝瑛、徐自华、吕碧城、沈佩贞、郑毓秀、张竹君的名头似乎都不够响亮，了解她们生平事迹的读者也并不太多，但在当年，她们各具神采，各显神通，个个都是民国女界的精英人物。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时间的橡皮擦似乎所向无敌，它能够将许许多多红极一时的名字擦得模糊难辨，但这六位民国女性的名字只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时间的橡皮擦对她们暂时还无可奈何。

　　一、吴芝瑛和徐自华

　　秋瑾生前有三位志趣相投的盟姊妹，吴芝瑛（1868—1933）、徐自华（1872—1935）和徐蕴华（1884—1962），她们结下的是道义之交，不同于狭义的闺中密友。“芝兰气味心心印，金石襟怀默默谐。文字之交管鲍谊，愿今相爱莫相乖。”气味和襟怀，这些曾被男人反复强调了几千年的东西，总算也轮到秋瑾与她的盟姊妹来讲求一番。当年，她们互换兰谱，表白过“贵贱不渝，始终如一”的“同心之言”，从嗣后的表现来看，也确实够得上“死者复生，生者不愧”的高水准。

　　吴芝瑛，字紫英，人称万柳夫人。她出身于安徽桐城的诗礼之家，其父吴鞠隐，工书法，善吟咏，历任山东宁阳、禹城等县知县，其叔父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吴芝瑛自幼聪慧异常，家学渊源有自，十三四岁即负“才女”的美誉，名噪一方。

　　1885年，吴芝瑛与无锡名士廉泉结为伉俪，举案齐眉，相惜相敬。婚后四年，她移居北京，受到慈禧太后召见。及至庚子之乱平息，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须向英、美、俄、法、日等国赔偿巨额款项，由于国库空虚而横征暴敛，造成民怨沸腾的政治危局。吴芝瑛一介弱女子，不肯置身事外，她上书清廷，倡导“国民捐”，主张“产多则多捐，产少则少捐，无产则不捐”。这一合理化建议令达官贵人如芒在背，怀恨在心。

　　1903年，吴芝瑛与鉴湖女侠秋瑾在京城结拜为盟姊妹，两人时相过往，常有诗词唱和，不仅政见相合，而且心气相投。

　　1904年，吴芝瑛敦劝丈夫廉泉退出官场，回到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隐居。正是这一年，她自号“万柳夫人”。在一次聚会中，吴芝瑛挥毫撰写了一副对联，题赠给秋瑾：“今日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世纪新元。”绍兴秋瑾故居中还收藏了另一副对联，“英雄尚毅力，志士多苦心”，同样出自吴芝瑛的手笔。秋瑾曾患重病，得到吴芝瑛和徐自华、徐蕴华姐妹的精心照料，其感激之情在诗句“劝药每劳来热盏，加餐常代我调羹”中有所流露。嗣后，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自任主笔，徐自华为她筹措办刊经费，各任其劳，配合默契。此刊在沪上一纸风行，短期内刊登了不少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文章。

　　1907年2月4日，徐自华陪同秋瑾游览杭州凤凰山，“吊南宋故宫，望西湖而陨涕，且密侦城厢内外出入径道，绘为军用地图，以备日后之用。自华见瑾过于愤激，微以时机未至为讽，瑾默然。复谒岳鄂王坟，徘徊瞻眺，几忘日夕。”（郑逸梅《南社丛谈·徐自华》）也就是在这次旅途中，徐自华开玩笑说：“难道你要死葬在这儿吗？”秋瑾叹息道：“倘得埋骨于此，我愿足矣！”徐自华慨然允诺：“他日你若死，我定为你卜葬此地，可是我先死，你能为我营葬吗？”秋瑾笑道：“那就看我们谁抢得先机吧。”同年5月，秋瑾赴上海与徐锡麟相约起事，回程时，夜半叩访徐自华，告诉盟姊，皖浙行将起事，无奈资用竭蹶，短期难以筹措。于是徐自华慷慨解囊，倾其所有，秋瑾大为感激，取下翡翠手镯赠给徐自华作为纪念，重申岳墓前的旧日约定，徐自华惨然应答：“倘不幸至此，我责无旁贷！”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噩耗传来，吴芝瑛和徐自华至感悲恸。秋瑾牺牲后十天，吴芝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慨然写就《秋女士传》，撰成《记秋女士遗事》，并发誓“愿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在廉泉的全力协助下，吴芝瑛和徐自华遵守前约，义葬秋瑾于杭州西湖之滨西泠桥畔。

　　有一个插曲来得不早不迟，正当吴芝瑛和徐自华决定分任购地和营葬事宜的紧迫关头，有一位本不相干的侠义女子参与进来，她就是大悲庵主慧珠。慧珠自称是甘肃武威人，父亲是镖师，她从小随父亲走南闯北，素有侠义肝肠。在北京行艺时，她被某王爷相中，纳为妾侍，深获怜爱，嗣后改习文史，“中年始识之无”。庚子年间，义和团横行京都，王爷受惊而死，慧珠流落民间，削发为尼，遁入空门。一个偶然的机缘，她来到杭州天竺寺进香，顺便游览西湖，驻足西泠，此地山水幽绝，令她流连忘返，于是买下一座庵堂，从此晨钟暮鼓，诵经礼佛。虽是出家人，慧珠的侠义肝肠并未冷却，她听说吴芝瑛冒着生命危险欲为秋瑾营葬，深受感动，她主动致函吴芝瑛，称赞道：“我佛慈悲，侠士肝胆，唯夫人兼而有之！”慧珠提议由她奉献大悲庵旁的地块做秋瑾的墓园，她在信中说：“敝庵虽僻，尚近官道，春秋佳日，游人多过之者。旁有余地三亩，足营兆域。夫人倘有意乎？衲愿赠之秋氏，且愿终吾之身，躬奉祭扫。”吴芝瑛对慧珠的提议欣然采纳。她致函徐自华，告知墓地已得，她打算营造生圹于一侧，将来好到九泉之下陪伴秋瑾。

　　1907年11月28日，《时报》刊出吴芝瑛的一首七绝，见情见性：“天地苍茫百感身，为君收骨泪沾巾。秋风秋雨山阴道，太息难为后死人！”由于身怀六甲，缠绵病榻，吴芝瑛无法成行，于是她嘱托徐自华前往山阴（绍兴）与秋家商议迁葬事宜。此时，徐自华痛失爱女没多久，病体尚未完全康复，但她自觉责无旁贷，强抑悲伤，在妹妹徐蕴华的陪同下，不惧地冻天寒，冒雪横渡钱塘江。

　　1907年12月29日，徐自华写下七绝四首，第三首是：“四合彤云起暮愁，满江风雪一孤舟。可堪今日山阴道，访戴无人为葬秋。”秋瑾能有吴芝瑛和徐自华这样生死不渝的知交，自是极大的幸运。徐自华雪日过江为秋瑾卜葬而至，较之王子猷雪夜乘舟访戴逵及门而归，论情论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情总归是一波三折。秋家未能理解吴芝瑛的用意，他们反对合葬，徐自华的信写得既委婉又明白：“秋女士在日，独立性质，不肯附丽于人；此其一生最末之结果，若竟附葬，不独有违其生平之志，吾辈同人，亦有憾焉。”这就是说，反对合葬之议的人不限于秋家。吴芝瑛的本意是要对官方打个马虎眼，避免清廷干涉，既然大家不能理解她的初衷，她也就不再坚持。

　　徐自华和秋瑾的长兄秋誉章在西湖边、孤山上并未找到慧珠的踪迹，连大悲庵也是子虚乌有，这个玩笑着实开得莫名其妙。吴芝瑛弄不明白，那位“慧珠老尼”为何要专挑如此严肃的事情来大摆乌龙。据徐自华笔下所记，他们相中的阴宅佳地在“苏小小墓左近，与郑节妇墓相连”，“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真令千古西湖生色”，还与岳飞墓、于谦墓遥相呼应。吴芝瑛对秋瑾墓的选址相当满意。

　　秋瑾墓由徐自华撰表，吴芝瑛书篆——“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还题写了楹联 “一身不自保，千载有英名”，均勒之于石。嗣后，徐自华还召集五百余人在杭州凤林寺会祭秋瑾，由南社诗人陈去病提议，大家公推徐自华为秋社社长。吴芝瑛和徐自华还筹资在秋瑾就义处绍兴古轩亭口建造风雨亭，在杭州南湖别墅内建造悲秋阁，以志纪念和追悼。

　　当年，吴芝瑛、徐自华冒险义葬秋瑾的壮举令海内外革命志士极为感奋，深受鼓舞，却触怒了清廷的鹰犬爪牙，御史常徽奏请清廷下令平毁秋瑾墓，缉拿营造墓庐者吴芝瑛和徐自华。秋墓被平毁时，徐自华的妹妹徐蕴华冒死搬运墓碑，遭清兵击伤。尽管风声越来越紧，生命受到威胁，徐自华仍优游沪市，毫不介意。吴芝瑛一腔正气，全无惧色，她本来病重咯血，住在德国医院，听说清廷要严惩她和徐自华，立刻搬出病室，回到小万柳堂，“不愿更居洋场医院间，若托异族保护然，以为不知者诟议也”。吴芝瑛致书两江总督端方，郑重声明：“是非纵有公论，处置则在朝廷，芝瑛不敢逃罪。……彭越头下，尚有哭人；李固尸身，犹闻收葬。……因葬秋获谴，心本无他，死亦何憾！”一时间，二位女士的命运受到各国媒体的持续关注。英国《泰晤士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吴芝瑛的大幅照片，发表她的美国女友麦美德撰写的专文，声援吴芝瑛和徐自华的义举。迫于外界强大的舆论压力，清王朝未敢贸然加害于她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方闻风易帜。吴芝瑛仗义疏财，向上海女子北伐队输送军饷，她还请缨赴敌，吟就《从军乐》六章，唱响“大哉中国岂无人，一怒能叫四海惊”的女高音。及至袁世凯窃取国柄，戕残志士，吴芝瑛不惧黑枪冷弹，撰成公开信《上袁氏万言书》，揭露袁世凯假借民主共和之名，妄行独裁专制之实，行径太过丑恶。她历数袁氏的斑斑劣迹，大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意思，“公朝去，而吾民早安；公夕去，而吾民晚息；公不去，而吾民永无宁日”，寥寥数语足以戳痛袁氏脊梁。

　　吴芝瑛家境富裕，广有田园庐舍，一生仗义疏财，她在家乡桐城捐地捐钱，创办了一所纪念其父亲的鞠隐学堂，她还变卖了家中珍藏的董其昌手书《史记》真迹全部，得数千金，替误落风尘的才女李苹香赎身，她为救济妇孺而捐献的善款更是不计其数。吴芝瑛散尽家财，晚年为沉疴所困，万不得已，变卖沪上曹家渡小万柳堂，但其意气之雄、胆魄之壮丝毫不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