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国社会，无论有多少人自叹苦经“做官清苦”、做官难，那都不占主流，占主流的只能是“读书做官”及“升官发财”。无论是读书人还是生意人，都被一个官字所深深诱惑。

民国初年，前清遗臣金梁（满人）写了一本《四朝轶闻》（注：咸同光宣）的书，里面讲述了这样一则真实故事。光绪年间，有一个叫玉铭的文盲旗人，开了一个木材厂，专门承接皇宫内务府的活儿。按现在的话说，是宫廷内务府的外包商。靠一个又一个御用工程（上面有人），玉铭的生意经念得有滋有味。商人是知道如何把生意盘大的，即知道感恩的。在一次承办（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工程的时候，玉铭捐（也称“孝”）出了一大笔赞助费。此事被内务府官员传进了内宫，慈禧太后很是高兴，便（榜样作用）授予了他四川盐茶道这样一个有垄断权力的肥差。

今人都知道，古代中国有忠孝仁义的社会评判标准。忠字处于第一位，反映出了为官的第一“政治”觉悟。把权力放在这样的人的手中，是权力至尊者最为放心的事情；至于他是否为内行，是否具有专业知识，那都只是次要的（因此，外行领导内行，古今皆然）。玉铭从木材行业企业家转任为朝廷命官，生意可谓越做越大：他当然看到了“升官”后面的“发财”两字。

在慈禧太后批准（时称“懿旨”）之后，玉铭便去履行一下手续，向光绪皇帝“谢皇上隆恩”。

亲政不久的青年光绪皇帝看着跪在前面地上的玉铭，总觉得这个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玉铭从骨子里散发出了暴发的味道，于是问：“你原来在哪个衙门当差？”玉铭回答：“奴才一向在某某木厂当差”。

这是一段难于顺畅交流的对话。光绪皇帝想到的，是有人员进进出出的衙门及办事；玉铭想到的，是有层叠累堆木材的木材厂以及木材可以生出的大量银钱。在光绪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玉铭继续说：“皇上您不知道某某木厂啊？那可是西城第一大木厂，皇宫里的木料大多是那里来的，奴才一向在那里管事。”

恍然明白的光绪皇帝笑着问：“那你就是木厂掌柜了，既然木厂生意这么好，那你干吗不做下去，反要去做什么官呢？”玉铭实话快语回答：“奴才听说四川盐茶道挣的钱，要比木厂多好几倍呢。”

光绪皇帝脸色变了，问道：“你想做官，可会国语（满语）吗？”玉铭回答：“不会”。光绪又问：“会写汉字吗？”玉铭嗫嚅了一会儿，没有底气地说：“会”。光绪问：“你读过什么书？”玉铭说：“读过《百家姓》和《大学》”（注：是一个当代凤姐式的人物）。光绪便说：去写一份自己的履历再交上来。

抓耳挠腮的文盲玉铭走出大殿，来到乾清宫台阶上，他哪里会写什么字啊（这则人物轶闻转引自金满楼《晚清原来是这样》）。

在金梁所写的这则真实故事里，文盲企业家玉铭的结局，当然是没有做成官（处事不同，是构成慈禧与光绪这对“母子”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也许，在青年光绪皇帝眼里，知识是生产力；而在权坛运作几十年的慈禧太后眼里，忠孝这种所谓的政治觉悟才是无可替代的第一生产力——为皇家创造（孝与贡）财富。青年光绪和慈禧太后的各自认知水准，不自觉地反映出了旧中国皇朝时代兴和衰两个阶段的行为准则——权力至尊下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也是古往一姓皇朝创业和守业两个阶段的行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