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末、汉初的《山海经》：“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代”是代郡（今河北蔚县），高柳为县，指今山西阳高。这是“雁门”的最早出处。
　　
　　郦道元《水经注》中曾经描述此山：“其山重峦叠，霞举云高，连山隐隐，东出边塞。”是重要的战略屏障。雁门山即今之云门山，位于阳高县城东北约4公里处，面积31.6平方公里。主峰在罗文皂镇北白柳沟后山，海拔2116米，东为猴儿山，西为虎儿山，黑水河（古雁门水）穿峪入阳高境内，两山对峙，山势险要，为山西省的北境雄关。
　　
　　现今雁门山，古称勾注山，天下闻名，《吕氏春秋》尊之为“天下九塞”之首。雁门古塞或曰雁门关雄踞雁门山脊。雁门关之称，始自唐初。因北方突厥崛起，屡有内犯，唐驻军于雁门山，于制高点铁裹门设关城，戍卒防守。《唐书·地理志》曰：“东西山岩峭拔，中有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谓西径关，亦曰雁门关。”
　　
　　那么，现今雁门山、雁门关之名是如何来的呢？
　　
　　战国时，赵武灵王北地拓疆，在今雁门关外置雁门郡（今山西右玉县右卫镇，古称善无）、代郡（今河北蔚县）、云中君（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雁门郡之名来自高柳（今阳高县）雁门山（今云门山），因其同在外长城，为同一防线，故郡以山而名之。
　　
　　雁门郡建置年代为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前后，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南徙，历经316年左右，为一级政区。东汉时雁门郡不断南移，规模缩小，存时极短。秦西汉是中华民族大系汉族形成和壮大的辉煌时期，善无雁门郡因此影响久远，并以此为中心形成“古雁门地域”。
　　
　　秦西汉雁门郡管辖范围南起今神池、代县，北到今内蒙古丰镇、集宁，东至恒山，西邻黄河。长期以来，雁门地域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民俗和习尚。中华家谱源流中的“雁门郡望”专指秦西汉时建置于今右卫镇的雁门郡。
　　
　　随着雁门郡的南移，才产生了今天的雁门山和雁门关之名，而问题也因而产生。比如《史记》载，赵国名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人皆望文生义，说李牧当时就驻扎在代县雁门关。实际上，“代”指代郡，也指北方少数民族“代戎”活动区域，指雁门关以北、桑干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现今代县方面在雁门关上为李牧塑像，道理无多，因为李牧如果驻守雁门关，就是放弃了雁门郡、云中郡、代郡，不仅是丧权失国，而且是不懂军事，这是对历史和一代名将的讽刺。
　　
　　寻找文化总要从根源上讲，原来的雁北地区，历史上大部分属于“雁门地域”。举例来说，2011年8月18日，第一届雁门关国际边塞文化旅游节在山西省代县雁门关举行。代县据有雁门关，但代县文化旅游节不能说“雁门文化旅游节”，而是定位于“雁门关边塞文化旅游节”，原因是它无法担当“雁门地域”，不代表“雁门文化”。
　　
　　“雁门”之名是从高柳（阳高）到善无（右玉），再到代州（代县）的，由山名到郡名再到关名，都是强调晋北的屏障作用，门户地位。而今代县在隋开皇五年（585）始名“代州”，1912年改为“代县”，跟历史上的代国、代郡没有关系。
　　
　　讲历史怕两种人，一种是懂得历史，但又有严重的地方主义，另一种是不懂历史，但对自己的出生地有无限的偏爱，以年少者居多，在自己的博客上随便大放厥词。比如，代县籍的青年“文化人”说，战国时赵武灵王在他们县置雁门郡，说李牧那时就驻扎在他们代县雁门关，说“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高柳在代北。”那“代北”就是他们代县北，大雁在山上飞来飞去。他们人数众多，经常在百度、维基上面设置词条，没有一条是全面的、准确的，非常可怕。
　　
　　对历史的曲解在中国民众当中具有普遍性，比如史籍载，花木兰是“河南地”人，指的是黄河几字形弯道以内的一片地方，跟河南省就没啥关系。但河南豫剧团却整出个“谁说女子不如儿男”，闹得全国人民都会哼哈，哼哈完了，就认同了花木兰是河南人，你说厉害不厉害。
　　
　　三晋文化中，“雁门文化”三分其一。从杀虎口直到雁门关，处于“雁门文化”的直线和中心。
　　
　　“雁门文化”就是文化不够，有一句话说得形象，“雁门关外野人家”。雁门关南北，境界大不相同，文化差异明显。举例来说，光绪《代州志》载，从唐至清，全县共涌现出进士107位，举人511位，贡生390位。代县在东汉时期就有了正式的官学，到明清时私塾、义学分布全境。文化传统绵延不绝，历史上优秀的文化人才层出不穷。
　　
　　“雁门文化”与文化的荒凉、粗放，文化环境的稀薄，文化产生的式微，文化人生存环境的恶劣是紧密相连的。
　　
　　历史上的朔州缺乏文化的拓荒与种植，缺少传统文化生根的相对时空；缺乏文化的和风细雨与精耕细作，缺少文化生存和建树的起码环境。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民族长城，阻挡了无数的暴风骤雨，为中原和南方赢得了发展的机缘。
　　
　　雁门关不仅成为地理的也是文化的分野，一过雁门关，便有元代诗人萨都剌，雁门（今山西代县）人，金代诗人元好问，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再往南，以唐和其后的文化名人而言，太原的白居易、王昌龄、王之焕、王翰；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的王绩、王勃；汾州的宋之问；祁县的王维、温庭筠；河东（今永济）的柳宗元、卢纶、聂夷中、司空图；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戏剧家关汉卿，解州（今山西运城）人；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太原人。这些毫无实用价值的名字，已经融入了中华的血液，构成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风骨和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