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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广与穆桂英 杨延昭的儿子辈，历史文献亦记载纷纭。《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杨延昭死后，宋真宗“官其三子”；《隆平集》说“诏录其子传永、德政、文广有差”；《宋史》则说“录其三子官……子文广”。明耆学宋濂《杨氏家传》记载杨延昭犹有四子充广：“杨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会稽，遂为其郡望族……贵迁，太原人，与端为同族，其父充广，乃宋赠太师中书令业之曾孙，莫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延朗之子”。这大凡可资说明：杨延昭有传永、德政、文广、充广四子，他死时除充广尚幼不得赠官外，余三人以三子文广事功最为著称。诚然，代县鹿蹄涧杨忠武祠的《杨氏族谱》和《弘农宗族图》（杨家世系）碑，则于延昭与文广之间又出现宗保、宗政、宗勉一代，并以宗保子文广云云。前文已述其详，此番枝节当出于深受宋元话本演述所致，从历史的视角看，其误正如郝树侯先生指出——宋元话本之类所演述的杨宗保“兵征西夏”、“平定西夏”乃至死后“赠同州观察使”，都正是杨文广的故事。话本作者之所以如此“半实半虚”，无非出于便于加强戏剧性之文艺效应而又不致有悖于史，姑不论。 穆桂英其名其事，尽管从史实视角看有失确切，却又不同于小说戏曲中杨门女将的七娘八姐乃至丫头杨排风多出于虚拟，她虽不足以为历史人物，却又有历史的影子。前已述其详，杨家将曾长期战守于黄河两岸的麟州、府州与保德地区，乾隆《保德州志》就说“延昭子文广，聚慕容氏，善战。今州南慕塔村，犹其故地云”。 慕容转穆，正如折太君之转为“佘太君”。其实，把原本明明的“折”、“慕容”偏偏写作“佘”“穆”，不外是便于某些情节的虚构和夸张，以达到文学效应罢了。郝树侯先生以为“把穆桂英说成是杨文广的妻子，倒有点理由”；常征先生更径以穆桂英即折太君“孙媳妇”、“杨文广的妻子”，以至从古来鲜卑族慕容氏土著与战守于晋、冀北部和北京一带，正是后来宋辽对峙——杨家将世代抗辽一线作了持之有故的论列。惟其如此，迄今有关穆桂英的地名，集中分布于山西的雁北、河北的冀中和北京的密云、顺义等地。这种现象不会完全出于偶然。诚然，山东肥城、沂水也有穆柯寨、木（穆）山，乃至一方故老相传所谓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留下的“两营八庄十八哨”云云。这显然出于小说戏曲里所说穆氏占据“山东穆柯寨”，从而附会所出。其实，此“山东”固属郝树侯先生所指出的，则是当年宋辽紧张对峙的“恒山之东或者勾注山（雁门山）之东”，而不是后来才有的行政建制的“山东”。 靳生禾谢鸿喜杨业抗辽雁门关之战 宋以来早期文献就此役参差多有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可谓记载较详细亦即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两者既具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宋辽雁门之役，面对强大而来势汹汹之敌，宋主将潘美正面防堵，副将杨业率领轻骑出西陉，由小陉绕道敌后入雁门，出其不意，突然背击，与潘美形成前后夹击，予敌以毁灭性打击；不同点在于，在此役起了决胜作用的杨业所率领的轻骑是“数百骑”还是十倍于此的“数千骑”？依照一般军事常识，完全可资设想，倘若杨业仅率领数百骑而成功阻遏以至毁灭性打击强敌十万之众——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对于久经沙场、谙熟兵机而一向战必胜攻必克的“杨无敌”，断不会如此盲目地孤注一掷，甘冒此成功系数几近于零的风险。我们认为，《长编》当初“数百骑”之说，或出于潘美上奏显己隐人，抑或“数百骑”为“数千骑”之笔误，后世则以讹致讹而已；《宋史》之修，前已述其详，尽管多所纰缪，毕竟它还是多取材于宋《国史实录》，说其“数千骑”不妄，更有当时就已有杨业“领数万精兵”之说，他如今率“数千骑”仍属其“轻骑”，何必仅以“数百骑”冒险——可资佐证。 雁门之役战场态势：宋军由三交口（今太原市尖草坪区东南境古城，一作十里铺）北上代州（今代县），面对辽军十万步骑南犯雁门关，潘美统主力正面迎敌；杨业率领数千轻骑北出西陉，取山间小陉迂回至雁门关北口，南向突然奇袭，与正面的潘美形成夹击，致辽军一派混乱，溃不成军，遂被一举击溃。 当年杨业北出翻过西陉后，“由小陉至雁门北口”。从日前野外考察所闻见，受地形限制，他惟有继续西北行，循白草沟（河）一线之赵庄、白草口、柳林、（山阴）油坊诸村，出山口至旧广武村。他继由旧广武折东循太和岭山根2公里至新广武村。由新广武再循广武沟（河）一路东南行，复入代县，经后腰铺、大峪沟诸村至东陉——雁门关，亦呈一条与白草沟大体平行的长约8公里的山间河谷。这条广武沟开始时在新广武一带的谷口，地势相当开阔，宽约800米，循谷南下，愈接近雁门关愈狭窄，以至宽不到3米。河谷两厢石崖盘错，壁立陡仄，坡度达40度以上，其谷深相对高程则又达200米左右，可谓绝壁。这条峡谷却是军旅之行雁门关北口无可替代的孔道，又是大部队不宜展开，难能运动腾挪条件下奇袭的理想战场。当年十万辽军鼓行进入广武沟后，沟谷越行越狭窄，越行越陡险，如此形势或许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当是时，前有潘美主力据关守险，横刀立马；后有杨业数千轻骑形同从天而降，“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堵住后路，突然发起猛烈冲击。辽军虽盛，却在广武沟的特定地理环境条件下，只能如古来名将赵奢所说：“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了，尤其他们不知宋军虚实，陷入惊慌失措，一派狼奔豕突。不难设想，特别是一俟主将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多罗被斩于阵，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被生擒后，辽军更陷于群龙无首，简直成了乌合之众。惟其如此，十万之众不独战斗力一时顿失，更在混乱夺路逃命中自相践踏，伤亡惨重，早已溃不成军了。日前置身其间，看看，走走，想想，就越想越深感，在如此特定地理环境条件下，以数千轻骑奇袭十万之众而取得成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自然的，正是“见怪不怪”。 杨业抗辽朔州之战 辽乾亨四年（982），景宗耶律贤卒，其幼子耶律隆绪即位，由萧太后摄政。宋廷一些大臣纷纷上书提出辽“母寡子弱”，正是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良机。宋雍熙三年（986），宋太宗诏令分三路北伐。宋西路军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副，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初，各路过关斩将、攻城拔寨，进展都相当顺利。西路则连拔云、应、寰、朔州，进抵桑干河一线。至夏，曹彬的东路军一再失利，伤亡惨重，太宗下令诸路班师，西路军返归代州。不久，太宗再令西路军护四州民内迁。当是时，契丹萧太后及其大臣耶律汉宁率10万大军南下，首当其冲，复陷寰州。《宋史·杨业传》记载：（杨）业谓（潘）美等曰：“今辽兵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侁沮其议曰：“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赞成之。业曰：“不可，此必败之势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业曰：“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大石路，峡谷名，位于应县东南境，今称“大石峪”。大石峪呈西北——东南走向，全长22公里。大石口村，当今下社镇东南隅，谷口俨然一天然石门，进入谷口东南行，谷宽由100米迅速缩至20米左右。山体为花岗岩，两厢壁立，高约百米，坡度45度至90度。自谷口穿行5公里至赵家窑村，谷沟千回百转，日光不入，阴森晦暗，极宜人马隐蔽穿行。赵家窑谷底海拔1368米，由大石口至赵家窑5000米距离，落差达到234.9米。大石峪由大石口至赵家窑段最为险要，是整个峡谷的要害，最具军事腾挪、隐蔽保密的地理特征。自大石口至大石堡22公里，落差566.9米。如此甚于“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的大石路，若千军万马通过自是不可想象的，却是极宜弱势军民隐蔽运动。 杨业说：“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峪”。其一，当时辽军已进抵朔州境，乃至已重新夺取寰州，而大石路既是代州北通云、应、蔚三州的可行捷径，大石路西北出17公里即可达应州城。这就是说：宋军至应州，不独可接应、掩护朔州民进入大石峪南撤；而且将造成截断辽军北归退路的态势，必将造成其恐慌，乃至打乱其整个部署。其二，宋军抵达应州，不言而喻，势必进而抢占历来兵家所必争的战略要地黄花岭高地——这是前此历代兵争一再证实了的。倘若宋军到达应州进而抢占了黄花岭，那对辽军就更是致命的了。 就杨业言，比之太平兴国五年大破契丹之战，尽管战地如旧，惟敌我形势却大相径庭。前宋军在此之所以能大破契丹，是在正面有主帅潘美率主力于雁门关凭险严阵以待条件下，杨业绕道敌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突然发起逆袭制胜的；此次辽军系以绝对优势兵力有备而来，特别是有了前次正是在此谷道惨败的教训，想必对雁门北川倍加警惕，而杨业无奈照王侁方案出击，既处于孤军作战的绝对劣势，更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机会，是以在辽军已陷寰州的形势下，杨业即令侥幸出得雁门北川，一俟抵达北川北口（新广武山口），势将立即暴露在辽骑的奔袭冲击之下。不独如此，北出新广武山口，西北直至寰州一线20余公里，盖属平原开阔地带，在此条件下，寡不敌众的杨业部伍的命运，自不言而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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