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刘宁以近650分的高分，成为凉山某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几个工作都觉得不理想，就放弃了。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成都商报》2月11日）

　　舆论对这条新闻的反应是强烈的。只要点开微博，或感慨于“知识依旧无法改变命运”，或感叹于当下的大学教育竟然教不会学生基本的谋生技能。在议论声中，“理科状元流浪”事件被附加上种种同情性因素，几乎所有人都想从中进行社会性索解。

　　焦虑感清晰可见，不过我依旧想冷静慎重地指出：不要对这则个案进行高调的抒情。围观者的惋惜乃至同情，显然是因为预设了一个前提：所谓高考状元，就应该是人生与事业进程中的持续卫冕者——然而，此观点太经不起推敲。状元是高考的胜出者，这充其量只意味着他拥有了一个优于常人的发展起点。之前的一份针对1977年至2008年间1000余位高考“状元”的调查报告亦显示，在毕业之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成为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只有把流浪的刘宁首先还原为一个“社会人”，而非“状元”，我们或许才能读懂作为个体的抉择与挣扎。至少从新闻报道的内容来看，在毕业之后，刘宁并没有放弃对工作的找寻。但残酷的现实，让他听到的都是梦想破碎的声音。刘宁仍然有梦，但现实已不愿再支付给他梦想成真的力量。当高傲的心灵遭遇巨大打击，出现此后的逃避与流浪并不意外。

　　这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也是时下大学生求职受挫的极端样本：在漫长的过去，对于高考“状元”甚至是大学生群体，我们都曾赋予其太多的含金量，并惯于用考试成绩去给某些人编制长久的桂冠。根深蒂固的“状元”情节当然其来有自，但与此相对应的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悄然变迁。尽管“状元”与大学生们仍在支付着昂贵的教育成本，但平民化的大学已只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准白领。依旧用精英模式教育出来的大学生，遭遇就职过程中的巨大失落，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由此出现一个失落后的流浪“状元”，也并不那么令人莫名惊诧。

　　我们应该学会接受“理科状元流浪记”，而非下意识地进行抒情，一浇心中块垒。因为惟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该条新闻中真正的症候所在。它首先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偏低之大学生的个体困顿；然后是社会需要加速提高整体的就业率，以及在分配制度上进行改良。倘若寻常工作也能获体面的收入，那么理科状元刘宁自然不会去选择孤独的放逐。而当务之急，则是给已被找到的刘宁进行一次到位的心理干预，赋予他重新找寻工作的勇气。困顿与苦难永远是个体的，我们不能徒剩泛泛围观的热情，那只会让一切变得更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