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今年5月底，广东省共查出1000多名“裸官”，其中866名“裸官”被调岗。如此采取实质意义的“裸官”治理行动在全国还是首例。知情专家透露，高层对裸官治理提出要求：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新京报》，6月9日)

据北京市检察院披露，近30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近4000亿人民币，算起来人均席卷约1亿元赃款。其中就包括那几位赫赫有名的贪官：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过去人们谈起犯罪的结果就是“铁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等等;而对这些“裸官”而言，统统不适用了。

“裸官”距离贪官仅有一步之遥。绝大部分“裸官”，根本经不起纪检部门查问，而我们从传媒曝光看到的，一些“裸官”在国内当官能捞就捞，能贪就贪，一看风头不对，就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留下一堆烂摊子和一个个黑窟窿。目前，这几乎成为一种趋势，当“裸官”成了一些贪官既能贪污受贿拿手中的权力变现，又能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时尚。

最近，中央颁布了禁止提拔“裸官”的规定，中纪委正在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努力阻止资本外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实行“裸官”登记管理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裸官”要么把家人接回来，要么提前退休。

但这种管理和监督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缺乏法律的权威性，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不仅对“裸官”进行党的组织层面的处理，更应对司法介入深查“裸官”财产、特别是非中共党员的“裸官”财产，提供操作层面的法律依据。比如，对“裸官”的法律界定是什么?由于许多裸官财产涉及海外，怎样深查?凡此种种，更需中国法律和国外法律的无缝接轨。

官员是人不是神，完全靠道德自律，是很难保证他们政治上的可靠性。当制度比较宏观、抽象，缺乏必要的细节规范时，很容易在实际应用中被虚化。对于“裸官”，要从根本上消除其生存空间，必须要有清晰的指向与规范作用，只有扎紧了制度的篱笆，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文/刘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