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病成这样，我总不能掐死她，哪怕有一点钱给她治病，我何必去刻假章？”在法庭上，被告人廖丹掩面而泣。
　　
　　廖丹是一个41岁的北京男人，一个下岗工人，一个开黑摩的拉活的人。同时，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他的妻子几年前患尿毒症，每周要做3次透析，每次420元，每月5000多元。家里的积蓄很快用光，亲戚朋友那里也借了个遍，“被逼得没办法了”，廖丹决定豁出去，私刻医院公章、伪造医院收费单据给妻子治病，“只为妻子能先不死”。4年间，他共骗取医院的医疗费17.2万余元。纸终究包不住火，今年2月，廖丹被警方控制，现在，他面临诈骗罪指控，检方建议法庭在3年到10年间对其量刑。
　　
　　总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让人恨不起来，反而让人同情和哀伤，廖丹涉嫌诈骗案即为一例。我首先要说，廖丹虽然涉嫌犯罪，但是，以他对病妻不离不弃，他就是一个好丈夫、真汉子，称得上一个北京爷们。
　　
　　当廖丹因医药费陷入窘境时，身边曾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了，这病没救。”但廖丹觉得不能抛下妻子不管。他的妻子是河北人，外来人口，打工的，但廖丹把她当宝贝，不管自己多苦多难，即使知道妻子的病没救，只要她“能先不死”，他就穷尽一个卑微男人之所能，哪怕铤而走险。廖丹自己也患有糖尿病和肺结核，为了省钱给妻子治病，他从不去看医生。
　　
　　这样的男人犯了罪，法律不原谅，上苍会原谅，公众会原谅，除了原谅还有同情、哀伤和敬重——敬重他对妻子的那份责任担当，那份做人的道义和良心。
　　
　　其次我要说，涉嫌犯罪的廖丹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而现行的医疗救助制度，需要站在公众面前接受审判，因为它涉嫌把一个原本善良守法的公民逼上犯罪的道路。
　　
　　人生在世，这病那灾难免，如果一个穷人得了大病，无力负担医药费怎么办？现行医疗救助制度并未对此作出妥善的安排。有些病人运气够好，比如恰巧在火车站遇到总理，比如幸运地被舆论关注而获得救助，但是，更多穷困潦倒的病人，要么被医院扫地出门，要么干脆在家里等死。
　　
　　廖丹说“我总不能掐死她”，实际上，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不得不把亲人掐死、淹死的事情还少吗？几年前，湖北省公安县的陈正先夫妇因为治不起病，两人捆绑在一起相拥投江，遗书上写着“江水是我们的家”。这个县有新农合，有特困户救助、疾病救助制度，可是，这些千疮百孔的制度救不了陈正先夫妇的命。
　　
　　“我总不能掐死她”，短短几个字饱含着一个穷男人的无奈、委屈、悲哀和怨愤，让人痛彻心扉，这不只是申辩，而更像是一句控诉！
　　
　　正如人们讲了无数遍的那个故事：1935年冬天，美国纽约市一名老太太因偷面包被告上法庭，她需要面包喂养3个快要饿死的孙子。法庭宣判后，时任纽约市长拉瓜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来，帮助老太太支付10美元罚金，并要求在场的每个人都交50美分的罚金，理由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
　　
　　再次我要说，法律无外乎人情，法律之上还有人性。可以设想，假如廖丹不骗取医药费，他的妻子可能已经病死。这相当于说，廖丹以犯罪的方式挽救了一条人命，对此，检方、法庭该如何厘清其中的善与恶？廖丹当然应受法律制裁，但若被判实刑，他的妻子、孩子谁来照顾？
　　
　　法院将如何判决我们拭目以待，而相关的制度性反思和改进应该从现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