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四川老太“讹人”事件持续发酵。今天，一篇“四川摔倒‘讹人’老太申请复议，赌咒全家死坚称清白”的报道，让新浪、搜狐网友参与分别高达6位数。看一下网友跟帖，几乎一面倒，尽管此篇报道不似以往报道那样有明显倾向。为什么人们如此一致地认定是老太“讹人”？有“许多目击证人”，并且“主动作证”是关键，其实还有许多原因，其中两点更为重要。

　　一个是，先入为主的道德印象和道德判断。近年来媒体一再爆出老人“讹人”的案例，以至于人们形成一种强烈印象，凡摔倒的老人都有“讹人”嫌疑，只要扶摔倒老人注定被“讹上”。尤其当年南京的法官判案，结果把这种判断和认定标签化。我们甚至说，把老人“讹人”普遍化，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掩饰道德危机的口实，成为我们不敢担当的精神解脱途径。实际上社会决非如此，更多老人对帮助者是心存感激的，更多人是愿意搀扶摔倒老人的，笔者有一次在重庆旅游，身边一妇女癫痫病发作倒地，脑袋上流出许多血，当即有许多人陌生人上来帮助，没有些许迟疑，也没有人担心被“讹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媒体确实在做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事情。我们的大众在面对此类事件时，确实存在着丧失理智和基本判断力的问题，甚至潜意识中就是想寻找值得抨击的道德事件，以获得对社会道德现状不满的发泄机会。

　　另一个是，由记者作出道德评判，把事件标签化，并且是以道德的名义，如此必形成导向。也就是说，此前报道主要围绕孩子一方及其邻里开展新闻调查。因为媒体报道带有倾向性，尽管不是有意，毕竟先入为主，因而必然形成一面倒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司法调解与警察处罚中看出。如果没有更有力的证据，真相到此结束，各方面都在追求这样的结果。因为司法调解追求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警察在没有记者调查之外的事实基础，作出处罚决定，或许存在着避免重蹈南京法官覆辙的顾虑。或者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只要社会舆论作出道德审判，甚至可以左右司法，且决定结局。因为我们是一个喜欢以道德的名义的国度。

　　原因还可以开列一些，但已经不再重要。甚至还可以说，是否“讹人”同样不再重要。因为此事过了还有彼事，未来还会有相同或相近的事情发生，是是非非是没有穷尽的。既然事情本身不再重要，我们为什么还要关注此事，讨论此事？因为事件背后包含着更重要的命题。这就是最重要甚至最可怕的道德准则丧失，并且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非他人施加的道德准则荡然。现实就是这样，我们只需要推卸，而不必承担。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比如，当我们决定进行革命后，一切就不再神圣，一切都可以打破，包括千年积淀下来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准则，尤其是内心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是现实原因，也就是我们社会已经和正在进行一次次扫荡，直到把我们灵魂世界残存的一点点圣洁与道德观念彻底打破。

　　原本，我们对院士这个群体和称号心存敬仰，毕竟感觉上他们仍然身披圣袍，且处在最高尚的科学殿堂。然而，铁道部那位腐败局长张曙光的案件爆光，其中有以数千万元行贿院士，以实现自己的院士梦，结果以一票之差失之交臂，包括张曙光本人都认为自己道德低下，尽干违法的事情，因为金钱却让院士们对其青睐有加。仅此一点，便无法不把那一点点想像中的神圣和道德击个粉碎。

　　原本，广州的《新快报》的声明：“本报虽小，还有几根穷骨头”，一时间确让人感受到媒体和记者的担当，尤其因担当而来的悲壮感让人动容。话音未落，拘留所中的始作俑者陈永洲就道出受贿内幕，于是人们不仅仅产生受骗之感，更为企业、媒体、警察间上演的和此前已经上演的滑稽剧，而发现其实一地鸡毛。

　　原本，我们对高级领导干部心存敬意，因为他们总在教育人们要有信仰，讲道德，并且每每都是慷慨陈辞，在他们的激昂调门中，常常让人产生瞬间的感动。然而，一个个刘志军、刘铁男出现，特别是倡导“唱红打黑”的高位至中央政治局的薄熙来轰然倒下，光环消失后原来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而不是台上的说辞，这也难免不让人失望，由此影响着精神大厦和道德价值坐标。

　　到这时，我们的灵魂似乎有一种被抽走的感觉，同时出现绝对价值丧失的精神恐惧。我们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成为一具抽空精神的皮囊？假如真有这样的危机，谁来拯救我们的灵魂和道德，谁来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再度充实？谁又能让我们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作出道德选择、道德承担，进而让我们在承担中实现自我净化，实现心灵的宁静。

　　我们经常讲，西方人的道德奠基于基督教的“原罪”，因为原罪而让信奉者不再需要外部的约束，而自己努力去消除原罪，于是产生稳定而又执著的道德行为。于是我们也想借助宗教来约束心中的恶和行为中的恶，可是我们的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都因为传统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而被改造，终于不再追寻本体，只是在现世和现实功利世界叠加一层，结果恶没有遏制，更大的贪欲生长出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政治信仰的引领，比如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原本这也是一种选择，问题在于政治和政府在道德和慈善领域发力过大，并且不通过媒体物直接作用于民众后，又异化了，这个异化就是道德典范中许多原本冲着道德回报而来：我做好事，你宣传我，然而再予以物质奖励甚至是“官帽”，如此下来，道德开始走向非道德、伪道德。笔者到西方国家访问，问及荣誉奖励是否辅以物质奖励，他们大惑不解：“荣誉就是荣誉，为什么还要给予物质奖励？！”然而我们却把荣誉和物质捆绑在一起。

　　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现实而又重大的命题，在特有文化传统、政治生态、社会状态的当下中国，我们该确立一种什么样的道德价值系统，同时又该借助何种载体，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道德价值坐标的建构，这已经是无法回避，更无法绕过的国家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