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中办国办印发的两个公车改革文件公布，文件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从1997年至今全国17个省份至少39个地市县区曾高调车改，但彻底触动坚冰的仅有南京、杭州、温州、宁波等地。（新京报7.21）

三公消费历来饱受群众诟病，公车消费作为三公之一，就其去留问题一直饱受争议。不可否认，政府机关的一部分行政工作，正常的公务用车制度，使用一些公车的话还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现实情况是领导干部的公务车俨然成为了私家车，连司机都是国家养着，形成了一股特权公车的不正风气，而一般公务用车也由于监管不善，频频被爆出“公车私用”的丑闻。老百姓是从来不曾享受这些待遇的，这些都不断刺激着普通群众的神经，也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形象，不利于干群关系的改善。因此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从各地公车改革经验来看，一些地方采用完全货币化补偿的形式，使公车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公车消费经费有所降低，但这普遍是建立在较高的补贴额度的基础之上的。近日，中央车改方案出台，明确了货币化公车改革的补偿标准，横向对比之下，这些采用货币化改革方式的地区，领导干部的车补标准明显过高。与此同时，一般公务人员的车补标准又明显过低，这一高一低之间，反映出的是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经济待遇特权并未打破，车补制度很可能变相为官员的隐形福利。在这些地方，局级领导干部能够领到高达每月3000元的车补，这些钱能否真正补出公车改革的万里晴天，这也是普通群众难以想象的。

笔者认为，公车制度也好，公务员车补制度也好，都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合理安排运用，杜绝“公车私用”，“特权公车”现象，而在渐进的公车改革浪潮中，采用车补方式也未尝不是一个有利之举，关键在于车补标准是否科学合理，又能兼顾多方面的需求。而最重要的是，要拿车补变革当作是一场真正的公车改革，而不是又做成了所谓公务员的变相福利，尤其是领导干部领着高额车补的同时，又在使用着各种“变相公车”，这就会让公车改革越改越乱，这样的现象就是在对车补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必须得到绝对遏止的。(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