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所做的就是力图在文字叙述里提供一种认识萧红的新的可能。这份冲动源于，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萧红应该是出版传记最多的作家。但是，林林总总的叙述，大多出于他者的立场，概括起来不外两种：一者站在萧军立场，极力美化萧军的拯救之举；二者，往往站在端木蕻良的立场，极力为端木辩诬。当然，还有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叙述，刻意将萧红塑造成一个“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这是1981年为召开萧红诞辰七十周年时，北京方面定下的调子）。少有真正站在萧红自身立场的叙述，即便那些出自女性传记作者之手的文字亦是如此。所以，我在自己的叙述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她还原成大时代里的一个普通女人，甚至是一种亲情想象。能做到怎样，姑且不论，但那是我的努力。近年的传记研究，说实在取得一些成绩，人们对萧红的认知开始慢慢多元，而其身上存有的一些讹误也在一点点澄清。
　　
　　关于萧红的影像叙述，早就有人跃跃欲试。4月6日，看了电影《萧红》之后，作为一个所谓萧红研究者的确难以掩抑愤怒。当被各路记者问及的时候，写了一些带有情绪的话。事后，我也知道情绪化是说理的大敌。如今，这部影片在哈尔滨以外的城市早已纷纷下线。我说过人们会很快忘记它，但我到底还没有忘记它。我想说的是，萧红并不是影像叙述的困境，而是叙述者们诚意的缺乏。时隔多日，今天就心平气和地谈谈这部电影，以兑现我在博客上的承诺。
　　
　　同时，我也转贴了赵光远先生对电影《萧红》的看法。
　　
　　一、真实与虚构
　　
　　电影《萧红》涉及的主要人物都是真名真姓，在我的理解里，无疑应该是一部传记片。但上映后，有了关于部分电影情节真实性的争论，有人便为之辩护，说这是文艺片。好像文艺片就可以肆意虚构。其实，即便是文艺片也有自己的虚构原则，那些连日常情理都不顾及的虚构，让人如何接受？
　　
　　这部标榜让客死异乡的呼兰河女儿萧红“回家”、让萧红侄子当顾问，开拍前要萧红家属签字的电影，我想问问某些人，从这架势来看，到底是文艺片还是传记片？当然，传记电影也不是不能虚构。关于萧红的资料，近年出版整理很有成绩，非常容易找到。传记电影的虚构应该是资料缺失之处合理想象，而那些早已有定论的事实，无疑应该尊重事实。电影《萧红》对真实性可以说极不在意，改易随心。现根据观影之后的记忆略举几例。
　　
　　其一，据《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载，萧红父张廷举曾任呼兰县教育局长、松江省教育厅秘书。其同事回忆，张待人诚恳，谦虚严谨，不阿谀取悦，落落寡合；《呼兰县志》亦载其“不沾烟酒”（这则材料在哈尔滨方志办公室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电影开始不久，就有萧红父和继母躺在炕上吸烟的场景。全然是旧时代土财主和地主婆的形象，满足了人们对地主的想象。殊不知，张廷举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主。
　　
　　其二，萧红三岁时，爱用手指捅祖母房间的窗纸，逼得祖母拿大针守在窗纸后边吓唬，这成了她深刻的童年记忆，日后以不无调侃的语调写进《呼兰河传》。很多读者据此误解萧红幼时受到家庭的虐待，实则祖母也非常爱她。拿大针吓唬爱捅窗纸的孩子，是当时东北老太太常用的方法。电影将这一情节改为萧红初中毕业后，因执意继续到北平读高中而与父母一边争执一边捅窗纸，本意大概为了表现其倔强。要知道，萧红初中毕业也就是离家出走北平的1930年，虚岁二十。一个20岁的大姑娘一边跟继母说话，一边捅窗纸，该是多做作。
　　
　　其三，1932年哈尔滨的大洪水让被困差点被卖圈楼的萧红，好不容易被难民船从二楼窗户救出，与萧军错过。影片改为二萧与大水淹没的街道上相遇，也还可以接受，如此一改，可以有煽情的机会。但是，萧红在船上因为怕与萧军错过，又大喊大叫地要回旅馆，就显得不合情理了。她越挣扎，越让人觉得做作。要知道，她是好不容易逃出来的，不是放出来的。
　　
　　其四，二萧同居后，萧军第一次情感出轨的对象是一个叫陈涓的上海姑娘，而不是电影里的女房东。据萧红多篇散文可以看出，二萧安家商市街25号期间，房东三小姐确实对萧军爱慕之意。二萧哈尔滨时期的朋友台湾作家孙陵，日后撰文提及二萧的房东三小姐名叫王丽，姿色出众、俄语流利，是在哈尔滨大出风头的时尚女子。电影里将萧军与陈涓的故事嫁接在一个房东身上，明显不合适。因为陈涓老家上海，所以日后二萧到上海后，陈涓回上海省亲，与萧军发生了后续恋情，给萧红以巨大伤害，才导致萧红的东京之旅。这个人物直接关涉到后续的故事，这样改动我不知道有什么必要。
　　
　　其五，萧红第一次与端木蕻良相识是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在胡风为创办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而召集的作家座谈会上。影片让端木出现在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回上海，码头迎接的一众人里。
　　
　　其六，萧红关于“文艺咖啡室”的畅想，发生在1938年夏天在汉口“文协”等船，与孔罗荪、李声韵等人在一起坐聊时。跟端木、骆宾基、萧军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七，港战爆发后，日军于1941年12月28日举行“入城仪式”，正式接管香港。1942年1月12日萧红住进停战后开始接纳病人的养和私人医院，确诊为喉部结瘤需要手术。求医心切的萧红执意遵从医生意见，术后发现误诊。于1月18日中午转至玛丽医院。下午2时，在玛丽医院手术室医生给萧红安装了喉口呼吸铜管。因没有气流经过声带萧红不能说话只能用纸笔跟骆宾基、端木交流。偶尔，因为痰液阻塞铜管可以说几句话，不可能如影片那样长篇大论地对骆宾基和端木交待后事。电影完全无视萧红生命最后不能说话这一事实。
　　
　　其八,关于骆宾基与萧红的恋情，电影《萧红》完全坐实，也没有根据。以目前资料所见，唯一爆出此料的是台湾作家孙陵。在其所著《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一书里，于骆宾基专章。记述萧红死后，骆和端木到桂林由其提供住处。一天，两人突发激烈争吵，孙陵劝架过程中，骆对他说，萧红逝前对其表示过爱意。孙陵描述当时的情景：“他（骆宾基──笔者）很不好意思地红着脸说：‘是真的！她（萧红──笔者）说她爱我！’”。孙陵去台后，出于政治立场的偏见，对当年留在大陆的三十年代作家的回忆，多用语刻薄，很多事实不尽可信。而且，骆宾基对此说有明确回应，说他和萧红之间除了出于朋友道义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情谊。孙陵之说，是多重转述的“孤证”，应该存疑为妥，而不应该如此贸然坐实，更不用说肆意渲染。
　　
　　其九，骆宾基1917年生人，比萧红小六岁，而且与萧红弟弟相识，萧红将其看作弟弟张秀珂的朋友，当时在文坛上已经有一定影响，1939年就出版了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绝对不至于对萧红崇敬到张口闭口称“先生”的地步。对女性称“先生”是非常庄严的场合。电影如此处理，显得矫情。
　　
　　其十，电影对端木蕻良的塑造是最大的败笔，将其塑造成一个讨女人喜欢，心灵猥琐的男人。要知道，端木蕻良出身富贵之家，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才生，生性孤傲，才华横溢。如此塑造，完全不顾事实。
　　
　　二、噱头与票房焦虑
　　
　　如果说以上这些与史实的出入，或许出于编导的疏忽，或许出于剧情改编的方便，只是显示其对萧红认知的不专业，还不至于让人产生恶感。然而，影片那些明显因为票房焦虑而刻意制造的噱头，就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对电影心生恶心感。而噱头的制造可谓用心良苦。略举几例。
　　
　　其一，1928年寒假期间，萧红由六叔保媒、父亲作主，许配给汪恩甲。两家正式订下婚约，等她初中毕业再约定婚期。一开始萧红对这门婚事并未表示任何异议。可能一来与她当时的交际面还比较狭窄；二来，实际上她也比较满意汪恩甲，除对方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拥有比较体面的职业外，据见过汪恩甲本人的萧红小姨梁静芝晚年回忆，小伙子“也算相貌堂堂”。订婚后，萧红与汪往来密切，除见面外，也经常通信，还给他织过毛衣传达爱意。不久，汪父过世，在继母带领下，萧红到顾乡屯参加丧礼。没过门的儿媳居然为公公戴“重孝”，萧红因此广获好评，汪家赏钱二百。
　　
　　萧红后来对汪不满，是发现其纨绔习气，抽大烟恶习以及表兄陆哲舜的出现。1932年5月的一天，汪离开东兴顺旅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从此音讯杳无，人间蒸发。汪恩甲此次外出，多年来在萧红研究者中存有多种说法，多半倾向于为了筹钱还债。而他一去不返，绝大多数萧红研究者认为是为了逃避债务，故意借口筹钱，丢下重孕在身的女人弃之不顾。多年来他一直背负着“无耻”、“负心”的恶谥。
　　
　　汪恩甲何以抛下大腹便便的女人和腹中骨肉一去不返，并再也无人知其下落，是萧红研究中最令人沮丧的迷案。关于这方面的材料至今仍是一片空白。近年，据说曹革成先生已经探访到汪恩甲后人，并获得了一些信息。他是否故意抛弃萧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应另当别论。
　　
　　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一些自述文章中谈人（即便自己的父母）说事（被困东兴顺旅馆）真率、坦荡，可信度极高。但关于汪恩甲，在其著作、信件中却找不到只言片语，哪怕影射的话亦不可见。爱憎分明如萧红，如果汪恩甲真是始乱终弃，她不可能在文字里没有丝毫的情绪流露。这从另一侧面表明，萧红对汪的态度，远非人们所想象的基于对方始乱终弃的怨恨那么简单。然而，汪恩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只有萧红自己最清楚，她一向对此讳莫如深，外人也就更是不得而知。
　　
　　电影为了将汪负面化，特意设计汪强奸萧红的场景，让女演员露出胸衣，赚赚眼球。要知道，两人交往不是一天两天，且已有婚约，汪恩甲犯得着特地跑到北京强奸她吗？
　　
　　其二，与汪对萧红的强奸相反，萧红、萧军同居一段时间之后，电影里刻意有一场在雪地激情野合。本意为了吸引眼球，但是尺度又不大，如果发展到肉搏，我想长江以南的观众或许可以满足一场好奇。要知道当时的黑龙江是很冷的，见此情景，影院里有人调侃道：“两个孩子也不怕作病”。导演对东北人的激情可能太具想象力了。
　　
　　其三，电影《萧红》最大的噱头自然体现在萧红与鲁迅的关系上。那一份暧昧的制造真可谓用心良苦而刻毒。
　　
　　1934年11月2日，二萧到上海之后，与鲁迅建立书信联系，迫切要求与之见面。鲁迅于1934年11月27日写信答应二萧请求，约定在内山书店见面，并告知乘车路线。因信同时写给二萧，所以信头称呼是：
　　
　　刘
　　
　　先生
　　
　　吟
　　
　　对此，电影《萧红》的场景设计，让萧红扮演者轻声读出这封短信内容，但信头故意读为：“刘先生、吟”。
　　
　　20世纪70年代末，萧军将鲁迅给他和萧红的书信整理注释，并结集为《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一书，内收鲁迅给二萧书信53通。其中，19通以二萧为共同受信人，单独致萧军33通，单独写给萧红的信只有1封。这封开头称呼为“悄吟太太”，写于1935年3月17日的信，不过寥寥数语，告知来信和两稿收到，以及海婴因脚被沸水烫伤，一时不能来寓中看望，如此而已。从行文语气可以分明看出鲁迅单独与萧红书信交往时，极为明显的距离感。这种距离，除信头和语气外，更体现在“等他（海婴）能走路，我们再来看您罢”中敬语“您”的使用上。
　　
　　关于称呼，鲁迅致二萧信，或单独致萧红信的称呼大致有：悄先生、吟先生、吟兄、悄吟先生、悄吟兄、悄吟太太等；在致二萧信或单独致萧军信提及萧红，一般称为“悄吟太太”，最具玩笑的口吻也只是“吟太太”，绝对不会有“吟”出现。电影里的场景设计，明显是以现有材料，别出心裁地误导观众，传递别样信息，给观众以巨大的想象空间。这似是而非的噱头制造得实在有些“阴毒”。
　　
　　其四，关于鲁迅与萧红书房那场对话。
　　
　　1936年初春，陈涓回上海省亲，萧军旧情重燃，直至5月1日陈离开上海。这一过程中及其后，萧红深受伤害，心情苦闷，无处可去，经常呆在鲁迅寓中。而此时，鲁迅病重，6月5日以后，连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也被迫中断。萧红7月17日离开上海去东京之前，鲁迅应该不可能与萧红就其情感苦闷而谈话。因而，电影里在鲁迅书房，鲁迅单独面对萧红，对二萧情感关系与分析，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的话题不可能出自鲁迅之口。
　　
　　1946年7月1日，许广平在《追忆萧红》（《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一文中清晰谈到她和鲁迅与朋友相处的原则：“在多时的习惯，养成我们不爱追求别人生活过程的小小经历，除非他们自己报道出来，否则我们绝不会探讨的，就是连住处也从不打听一下。就这样，我们和萧红先生成了时常见面的朋友了，也还是不甚了然的”。这表明鲁迅夫妇与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交往，还是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而萧红又是那种极其不愿意谈论自己的人，更不用说如此私密的情感。对此，许广平在文章里也有非常明确的叙述。
　　
　　所以，鲁迅就二萧情感危机的对话，完全出于臆造。更重要的是，出自鲁迅之口的那几句台词，是1978年萧军注释萧红自东京写给他的第七信时的话，原文为：“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因为彼此身上全有刺）；远了又感到孤单（这可能是鲁迅先生说过或写过的，也记不确了）”。编剧可能依据萧军原文后半句括号里的话而生发，移到鲁迅身上。但萧军原文括号里突兀而莫名其妙的话，没有说明具体语境，且自己也拿不准，更不知道是否是鲁迅就二萧的关系而发的评论。最起码，电影这么想象极其武断。
　　
　　其五，关于《生死场》序言的对话。
　　
　　关于《生死场》序言，鲁迅并非在家中交给萧红，而是让胡风带给她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他们在鲁迅家客厅见面的情形，更不会有鲁迅以“怎么谢”来回应萧红的“谢谢先生”。如此这让人惊掉下巴的对白，电影大约是想传达鲁迅的风趣，但抑或是今人低俗想象的惯性使然。当然，影片在这一场景里稍后故意补上一句“那就帮我们包饺子吧”来掩饰，但是，制造噱头的动机非常明显，暧昧的效果倒无疑是到达了。
　　
　　其六，关于骆宾基给萧红挠痒。电影里这个场景的虚构，可能编导自己都觉得有些低俗，连忙通过萧红之口让这个日常举动，上升到哲学高度。萧红在享受一个对其表达爱意的男人的挠痒而产生的舒服时，感慨地说“不是每件事都是自己能做的，比如挠痒”。场景配合台词，真是酸、俗之至。
　　
　　三、如何看待鲁迅与萧红
　　
　　关于鲁迅与萧红之间的暧昧联想，由来已久。电影如此导引观众，可谓用心良苦。其实，萧红与鲁迅之间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
　　
　　在萧红短促而悲剧的一生中，祖父是其情感的巨大慰藉与支撑，亦是其情感世界里最为重要的男人。她认为，“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1936年12月12日，萧红在东京应邀撰写的一篇自述文章中，仍念念不忘祖父给予自己的巨大影响：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这篇题为“永久的憧憬与追求”的短文，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外在机缘促成萧红在异国独自面对自我时的一份深刻的人生检视。此时，她已然成名，且能够理性面对苦难和遭际。东京数月独处，实际上是萧红人生的一个转捩，常常独自面对自我的检省，让她对人、事有了属于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在她，祖父显然是“温暖”和“爱”代指，令其对人生生成新的认知，亦是激发其人生追求的动力之源。
　　
　　不容忽视的是，萧红将对于祖父的这样一份重大而特殊的情感取向亦比之于鲁迅。如果说萧红与鲁迅之间关系“不一般”，这倒真是一种极其“不一般”准亲情关系。萧红一生遭遇了父亲、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等一系列男性，这些男性在抚养她、爱她、拯救她、接纳她的同时，更伤害她。但祖父和鲁迅却独具别样意义。某种意义上，是他们让萧红真切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美好与尊严。综观萧红一生，幼年和祖父在一起，还有成年与鲁迅的交往，是少有的两段幸福时光──后花园里的自由无虑和上海滩立地成名的荣光。如果说祖父给了她“温暖”，那么鲁迅给了她“尊严”。
　　
　　萧红对鲁迅所存有的这份准亲情的情感，在周围朋友的叙述里，有非常清晰的表述。只是那些一心要对他们作绯闻想象的人们对此视而不见。1937年4、5月间，萧红独自北平访友以疗心灵伤痛，其间，与当年北平求学时的知友李洁吾曾经谈起鲁迅之于自己的这种特殊的亲情比拟。据李洁吾回忆：
　　
　　1937年，她从上海来北京看我的时候，偶然之间我们又谈到了父亲。我说：“鲁迅先生待你们，真像慈父一般哪！”廼莹马上就说：“不对！应该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
　　
　　自东京返沪，鲁迅已逝，萧红第一次拜谒墓地回来，深情难遏，写下《拜墓》一诗。除了抒发自己沉痛的心情，萧红更传达出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认知，写下诸如“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这样的诗句。正如从祖父那里，萧红感受到了“爱”和“温暖”，并对之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而从鲁迅身上他除了获得一份有如祖父般的温情外，还看到了什么是正义，并在鲁迅导引下同样对正义进行着不懈的追求。在精神层面，鲁迅之于萧红是“父”的代偿。祖父、鲁迅就这样支撑着萧红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因着这层非同寻常的关系，萧红对鲁迅确实怀有一份独特的认知。
　　
　　而正是萧红对鲁迅存在这种祖父般的情感比拟，让她日后对鲁迅的观照，完全出之于亲情视角。1939年10月，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萧红终于抱病完成纪念鲁迅系列文字，并结集为一本小册子，取名《回忆鲁迅先生》，次年7月由重庆妇女生活出版社初版。在这本书里，萧红观照鲁迅的亲情视角，体现在，她摒弃了通常纪念鲁迅文字的宏大叙事立场，而以日常琐碎的叙述，活脱脱地呈现出一个“人间鲁迅”，没有丝毫神化、距离化鲁迅的倾向。而这亦可看作萧红彰显自身独立人格立场的表现，面对文化巨人，只有爱与敬但绝不匍匐于伟人脚下。正因如此，《回忆鲁迅先生》可以说是关于鲁迅生活最为原生态的叙述，保留了许多对于认知鲁迅来说，极为重要的资料。
　　
　　很显然，亲情视角和独立人格，让萧红对鲁迅的叙述，成了一部散文经典。鲁迅逝后，对这位文化巨匠的回忆文字可谓汗牛充栋，但大多出之于仰视和崇拜，也就忽视了鲁迅作为普通人的细节。一个缺少细节的形象，自然无法生动。正如陈丹青感慨：“我常会嫉妒那些真正的和鲁迅认识的人，同时又讨厌他们，因为他们的回忆文字很少描述关于鲁迅的细节，或者描述得一点都不好──除了极稀罕的几篇，譬如萧红女士的回忆”。
　　
　　不得不说，影片《萧红》对萧红与鲁迅关系的想象，显得恶俗。看不出庄严与敬畏。内在根源还是导演因票房焦虑而对观众刻意迎合，但是观众是否买账却是另说。
　　
　　四、成本与诚意
　　
　　再回到电影本身。谈电影专业知识，我自然没有资格。但是，俗话说“没吃大猪肉，难道没看过大猪走路？”中外优秀的传记电影还是看过许多，稍早的如《她比烟花寂寞》，眼前如《林肯》还有与《萧红》同期上映的《铁娘子》。看看人家如何看待史实与虚构，看看人家如何打动观众，更看看人家如何赢得口碑与票房。近年，中国观众在西方电影的调教下，欣赏电影的能力毫无疑问提高了。导演与观众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导演拍片是否有诚意其实，逃不过观众的眼睛。只是，一些导演总还是把观众当傻子耍。
　　
　　粗心观众也会发现电影《萧红》大量场景都是冬天。为了拍摄方便，甚至罔顾事实。萧红离家出走，追随姑表兄陆哲舜到北平读书是在1930年夏秋之间；而二萧离开哈尔滨取道大连前往青岛是在1934年6月12日。电影的场景都是冬天。如此曲解事实的改动，动机自然是为了节省成本，在一个季节，一个地方拍完所有场景或许对主创团队来说才痛快。
　　
　　在我看来，电影《萧红》唯一能够拿出来说说的，似乎就是摄影师镜头下的几张雪景。其实，拍摄当年黑龙江很少下雪，也没有拍到像样子的雪景。观众进电影院花钱肯定不是为了看那几张所谓唯美的幻灯片。况且，龙江之美，夏天有田野厚绿之美，秋天有山川缤纷之美，可取之处甚多。舍不得搭布景，连商业度假区，位于哈尔滨市郊的伏尔加庄园也作为取景地。伏尔加庄园主人，据说是一个有哈尔滨情结的上海知青，在园区里按一比一的比例复制了哈尔滨人记忆中的喇嘛台，影片对伏尔加庄园里崭新的喇嘛台不做任何处理，就让这荒郊野地的教堂出现在影片里，让人们想象那是哈尔滨30年代的大直街，二萧以之为背景，在那里一人弹着曼陀铃，一人敲着手鼓手舞足蹈。真是造作之极。当然，会又有人说，这是文艺片的虚构。
　　
　　电影《萧红》据称投资2500万，而整部影片连室外场景都不多，大量室内情景，加以配上独白、旁白的幻灯片，我不知道除了那场水淹街道的戏，花钱的地方在那里。既然，似乎不是钱的问题，那就是导演是否有诚意来进行这一场影像叙述了。
　　
　　电影靠着大量旁白生硬推进故事，相应出现大量过场场景，叙事支离破碎，如果不是导演影像叙述的无能；那就是对这场拍摄无心恋战，敷衍了事。而那几张幻灯片和煽情的旁白、独白，迷惑了一般观众的眼睛，大呼唯美、感动。
　　
　　关于电影《萧红》与黑龙江，我想说的是，这部由黑龙江主体投资、黑龙江人编剧、黑龙江藉主演，叙述黑龙江作家一生，当然主要也是黑龙江人看的电影（事实上，票房说明了一切，连上海都只放了两场，很多地方连“一日游”都没有就下线了），导演如此敷衍的态度，让我这个在黑龙江工作的人，多少有一点受伤害。老实说，在导演看来，黑龙江人似乎没怎么看过电影。
　　
　　我此前说过电影《萧红》主要问题不在于是否尊重史实，而在于因票房焦虑而立意猥琐。冯小刚《一九四二》亦被人批评不符合史实，但是，起码人们看出了导演观照苦难的诚意，因而，他还是赢得更多人的尊敬。电影《萧红》即便导演如此迎合观众，票房焦虑还是让他没有票房。据报道，截止本周五，《萧红》总票房才150万，对比庞大的投资，实在够让人焦虑的。这也说明，观众已经不再幼稚。至于，有人夸赞宋佳的表演如何精彩，我想说的是，导演对萧红理解平庸，演员越是敬业，所得效果自然越发适得其反。作为哈尔滨藉的演员，并声称如何喜爱萧红，我很好奇地想知道，当她表演一边捅窗纸一边跟继母说话这一场景时，是否有过一丝质疑？
　　
　　据我所知，以影像叙述萧红的一生，是很多文化人的梦想。我此前说过萧红是绝佳的影视题材。之所以如此说，就因为萧红短促一生太过精彩、戏剧化，根本不用去“编”。但要拍好，前提对萧红要有一份理解，自然也是对女性苦难的理解。不错，萧红与萧军同居时，怀着汪恩甲的孩子；跟端木蕻良结婚时，怀着萧军的孩子。但是，还原一个女人的生存处境，这不应成为吸引眼球的噱头，而是一个伟大女性的苦难。萧红所接触的男人，如萧军的豪霸，端木的些许懦弱，都极其富有张力，具有很大的开掘空间，可以表现出人性的晦暗与光彩。萧红本人同样具有丰富的多面，执著、任性，想独立又不得不倚靠男性的无奈等等。正如《萧红》上映后，导演面对对萧红没有了解的观众谈到，影片里的故事，像小说一样，但都真实发生过。殊不知，正如诗人桑克所言，这是一部“似是而非的电影”。
　　
　　有人说“专家”与影片主创之间永难调和，“专家”以学理制约编导的创造等等，我以为其实不然，只要大家有一份诚意就很容易达成一致。电影《萧红》在我看来，其失败在于毫无诚意，那么矫揉造作，敷衍潦草，消费逝者苦难，引起关注萧红的人们的批评，赢得票房的惨淡，自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