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狭而搞笑一点说,《暴疯语》用最高效的概括,就是郭德纲和于谦的那段三俗相声。普通人眼中的疯子从哪里来?显然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个人面对社会和自我不可调和的矛盾激发而来。面对现实世界中精神分裂与自我迷失的冲突,该如何通往弥合之路,实现人内心的自由与精神的净化?对于生活在现代都市之人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按照坊间几十年来的热门人物、现代女权主义的先驱波伏娃是说法女性“既要拒绝逃避现实的压力,又要在超越中寻求自我实现”,实际上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是甚至更是人类社会里的弱势群体,他们往往在社会里呈现散点分布,有的或有遗传因素,有的则是遭遇重大意外,而有的是对自己要求太高。精神基本面的坍塌与重建,是体现在人物心灵的转变,即人物的自省。自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一种大众心理问题的隐射,或者自我觉醒。由尔冬升、罗志良等监制,李光耀导演,刘青云、黄晓明、薛凯琪、叶璇、方中信、鲍起静等主演的悬疑惊悚电影《暴疯语》,讲述了人与人处于精神恍惚状态下的人格分裂的故事。当人因为某一件事处于精神失常,自我迷失的时候,孤独、恐惧、焦虑,甚至“变态”便会随之而来,如此,我们需要进行“自我”与“他人”的治疗,以获得人物内心的成长,不断地修整人格,获得现世的救赎。 尔冬升可以说是香港电影人中对精神病很有执念的创作者,导演处女作便是周润发、梁朝伟、秦沛主演的《癫佬正传》,而罗志良导演、张国荣和林嘉欣主演的《异度空间》与本片都是他出任监制。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冲突是生命的基本事实和普遍现象”,而人格与自我迷失的冲突最终会导致人格的分裂与崩溃,解构与重构。何为人格?人格是指“指人类心理特征的整合、统一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组织。”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看,完整的人格结构由自我、本我、超我组成。《暴疯语》则是发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的精神分裂与崩溃的再现。影片中的周明杰(黄晓明饰)与范国生(刘青云饰)就是社会中人格分裂的代表,以医治为线索,将医生、病人与社会联结在一起,构筑一个新型的“自我、本我、超我”空间,但最后医生与病人的双重视角所观察的世界,则具有了一种模糊不清的人格分析,也就是说,最后影片中的“医生与病人”成为一个病态人格的象征,即人经常会“疯狂”。 在《暴疯语》中,精神分裂和自我迷失一直是理解人物内核的两把钥匙。影片灌入了恐怖、死亡之美,同时又深入探究描写人们内在的情感,试图以理智与疯狂的并列,来给观众注入恐怖的气息,获得精神领悟。医生和病人之间,看似一步之遥,却是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非理智,病态与非病态的互动关系。也即,医生和病人的身份意识问题,不自觉的会发生转换,形成一个医生与病人同一的身份。《暴疯语》的故事起源于一个精神失常杀人的遭遇。从剧作上看,这不过是一出医者自我医治的折子戏,但是在医生与病人之间转换的黄晓明饰演的周明杰,介入到了刘青云饰演的病人范国生的精神分裂的世界,反而让自己坠入心灵无底洞,挖掘出隐藏二十几年的秘密,从而走向死亡(救赎)。在现代精神分析学家看来,人分为有爱的和出问题的那部分。本片中最后的字幕,主创明确精神病患是偶然发生在普通人类身上,无法区分善恶与因果。周杰明太过于完美,完美到自负的程度,再加上工作上的晋升,婚姻孩子的压力,开始进入恐惧与疯癫的状态。此外,在跟进释放的范国生而引发的“天台杀人”则让他内心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彻底瓦解,以至于,堕入精神分裂的空间,不能自拔。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是对当下之人面对压力时的人格状态,有利于大众良性的人格建立。根据拉康的说法,周医生和范病人都是双重失败者,面对事业和世俗的普遍性和自我加压之后的压力,对于自我的希望、象征和想象的能指与所指不断分裂,最终失手杀人、迷失自我,在不断转换的医患关系中彼此疗伤,通过镜像来认同自我的新形象。 精神分析学中关于“镜像”与“认同”的理论认为,儿童通过镜子认识他人和自己,但我们不能从字面上理解“镜像”与“认同”。拉康发挥了以上理论,其实《黑客帝国》中母体中的代码和“人类”、包括史密斯,都在镜像中试图或者已经取得认同。李光耀将电影本身具有意义符号的镜像转入到了周杰明和范国生两个人物之中,并在社会语境中探讨大众的人格心理和生命意识。《暴疯语》中,周明杰把自己的病人带入院长的封闭空间(房子),进行全方位的跟进治疗,这本身就是一种近乎病态的反映。“镜像”与“认同”的交织是导演李光耀的重头之戏,“写着自己患有疾病,神经错乱,折磨得人好痛苦”,周明杰开始在恍惚的精神空间中寻找“自我”与“超我”的认同,而病人范国生则是周明杰的一面镜子,奠定了影片扑朔迷离的心理基础。影片中周明杰近乎疯狂的医治举动与痛苦挣扎,就是他透过范国生这一面病态的镜子来重新进行自我鉴定,从而建立起一个普通的,正常的,有爱之人。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认为“与快乐原则如此紧密相连的效益因素支配着本我的所有活动,本能发泄总是在寻找出路 。”人类既在追寻快乐,又有强迫重复行为,现实中的院长周明杰正是挣扎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寻找出路的大众分子的一个代表。一方面他总是以医者自居,以完美主义立身,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又努力维护脆弱的心灵;另一方面他总是试图去控制自我,抑制本我。所有,与其说《暴疯语》表现的是一个具有精神分裂的“医者”,不如说这是普通大众的一个人格映射,一次人格瓦解与重构的过程。跳出实体的疾病来说,本片对于社会舆论场里的嘈嘈切切错杂弹也是一种隐喻式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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