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2月25日刊发的陈众议专访中，他提出批评家和作家应该是互补的，作家们要放下身段倾听善意的批评，批评家作为裁判也要下场摸摸球，搞些创作。而在3月4日刊发的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的专访中，他也提到，批评家和作家两者的距离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加远，而这种距离其实是文化和心理上的断裂，并列出四个造成断裂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作家和批评家的生存方式、安身立命的追求、待遇等级等方面，差别越来越大。今天我们刊发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的第二篇专访。他说，很多作家看不起文学批评，但文学批评始终是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很难想象一个时代完全没有文学批评。那些声誉正隆的作家听了太多的好话，有些好话是不着边际的，他们在创作方面的缺点没有被指出，而他们真正的优点也没有被发掘。

　　王彬彬对当代作家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在太多的表扬声中，他的发言显得格外刺耳。然而，他认为，这样的批评仍然远远不够，因为，它们只是“偶然”才出现。大批批评家对文学的过度褒扬甚至胡乱吹捧，最终伤害的是文学本身。那些在今天享受着巨大荣誉的作家，他们在创作中的问题没有真正被指出来；另一方面，他们苦心经营的独特性也一样没有被发掘。王彬彬说，不诚实的批评家们，既然不能诚实地面对作家的问题，那么，又怎能指望他们诚实地面对作家的长处呢？

　　太多的文章分析作家的长处，偶尔有人说句批评的话，反倒成了不正常的现象

　　“王安忆、余华、莫言……谁的创作不存在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成了怪事了。但是，批评家有没有认真地指出他们的问题？显然没有。或者可以说，说问题肯定不如说好处说得那么充分。”王彬彬表示，每年有太多的批评文章从各种角度分析作家们的长处，研究他们的成绩，偶尔有人说句批评的话，反倒成了不正常的现象。

　　人们在将历史进行纵向对照的时候，常常会陷入怀念，怀念撰文评论张爱玲小说的傅雷，怀念透彻分析沈从文的李健吾。那样的批评风气，跟历史一起成为了记忆，后人只能通过资料捕捉到一些影子。王彬彬认为，今日批评风气日趋衰坏，即便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受到“极左”思维影响的时候，批评文章也不会完全彻底地吹捧作家。“如果满篇皆是表扬，批评家自己也会感到羞愧。哪怕对方是再好的朋友，再留情面，也总会提出一些意见，比如‘尽管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有一点需要改进……’之类的话，否则，很难向大众交代。”然而，今天却能够出现句句“赞歌”的评论，王彬彬建议人们去翻阅下老一代批评家的文章，“即便文章从总体上是肯定你的，最后也总要说几句挑毛病的话。现在，这样的文章都已经很少见了。”

　　在赞美声中生存的一代作家，最终都要接受时间的检验。“那些作家听了太多的表扬，自我膨胀。他们最终都会在时光中萎缩下去，无法在文学史上占据如今天这样显赫的位置。因为，我们的后来人不会有今天的顾忌，他们会用批判的眼光来评价今天的作家。对于作家来说，只有真正具备独特性，像沈从文、张爱玲那样无可取代，才会得到后人的尊敬。而一般的作家，只会被后人苛刻地对待。现在的作品经过时间沉淀后，会被证明究竟具有多少的独创性，是否为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

　　文学批评始终是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很难想象一个时代完全没有文学批评，失去批评的创作，虽生犹死

　　“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别人严格地挑剔，而今天的批评家是做不到的，很难很难。”王彬彬说，作家希望别人说好话，但是，他们总是忘记一个问题：没有哪个作家是不受批评影响的，作家的写作生涯能够持续数十年，正是因为在这数十年中，他们得到了很多的鼓励，使他们得以保持写作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评家鼓励作家也是必要的。但是，绝不能仅仅是鼓励。一个作家写了20年，问题也存在了20年，这种情况下，如何不断进步？”

　　“很多作家看不起文学批评，我想对他们说的是，文学批评始终是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很难想象一个时代完全没有文学批评。失去批评的创作，虽生犹死。”王彬彬指出，对于所有的作家来说，尤其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大作家们，都需要文学批评来很好地指出他们在创作上存在的问题。“这其实是当代文学的责任，如果他们的作品有幸被后人看到，后人一定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今天没有被指出来，那么后人必定会鄙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会质疑那些存在明显问题的作品为什么被捧得那么高，被表扬得天花乱坠。”

　　王彬彬说，问题总是需要有人说出来，为这个文学时代留下一点见证，也让后来的研究者知道曾经有人指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

　　光说好话，那么有媒体就足够了，干吗还需要批评家

　　当然，王彬彬并不反对批评家说好话，即便是说好话，也有程度上的区别。“有人说好话说得比较有分寸，说得比较到位，有一句说一句。好的地方当然应该指出来，但要符合所指的对象。最怕的是瞎说，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地说，不能直接说就拐着弯地说，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

　　批评家理所应当具有批判的眼光，否则也就不应该叫做批评家了。王彬彬坚持认为，批评家始终应该以挑剔者的身份在场，“光说好话，那么有媒体就足够了，干吗还需要批评家？”

　　批评家一味说好话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个人利益，另一方面也跟自身的学术能力有关。“有的批评家，自己的语言功底都不过关，文字感觉能力非常之差，如何能让人相信他们对文学是有感觉的？如果一个批评家的文章禁不起中学语文老师的推敲，又怎么能很好地去研究文学作品？”

　　另一方面，王彬彬提醒说，今天的写作空间和批评空间都有待拓展，相较之下，创作的空间比批评的空间要大一些。“我们讨论当下文学批评的问题，应当明确一个前提条件，许多时候外部的力量在左右和影响着创作与批评，这样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比如莫言、贾平凹、余华等，当他们开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在写作过程当中，商业运作就开始进行了。”

　　王安忆、莫言、余华等被人家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其实真正属于他们的一些独特的长处，反而没有被阐释出来

　　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今天的文坛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批评氛围，王彬彬说，那些声誉正隆的作家听了太多的好话，有些好话是不着边际的，他们在创作方面的缺点没有被指出，而他们真正的优点也没有被发掘。

　　“因为太多的批评家是不诚实的，既然他们不能诚实地面对作家在创作上的问题，那自然也不可能诚实地面对作家的长处。王安忆、莫言、余华等被人家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其实真正属于他们的一些独特的长处，反而没有被阐释出来。”王彬彬说，关于这些著名作家的吹捧之声实在太多，使得那些真正诚实的批评家，那些真正愿意说出作家们的长处并且说得到位的批评家，反而闭上了嘴巴，因为他们不想被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