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资深媒体人

　　原标题：国外有的未必就好

　　前几年，我曾撰文批评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创作的童书，认为它们卖得很多，但写得很差。为说清自己的观点，我例举了瑞典作家林格伦的题材相近的作品(如《长袜子皮皮》、《淘气包埃米尔》、《疯丫头玛迪琴的故事》等)作比较。我的意思很简单：同样写调皮孩子的故事，人家为什么写得那么好？我们难道不应该学习世界优秀儿童文学的长处，把作品写得更自然，更有趣，也更具内涵吗？

　　当初我一点也没想到，这么一点正常的批评，居然引起了猛烈的反击。过了很久才明白，原来，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是童书走销量的时候，不再是单纯为孩子提供精神食粮的时候了，所以，我的批评，其实是坏了人家的生意！

　　这且不去管他，我还是谈批评的事。那时，有年轻的批评家起来辩驳，说我找错了比较的对象，因为我是拿经典作家的作品和通俗大众的儿童文学比，这不对；应该拿国外的通俗儿童文学来和杨红樱的比，这才有可比性。他们举出的例子中，就有一位日本的通俗儿童文学作家——山中恒。

　　当时没读过山中恒的作品，我无话可说。我只能说，我所针对的，并不是什么经典的儿童文学的问题，我并不是要求杨红樱写出什么经典作品来，我只希望通过比较，看出一些最基本的文学描写上的差距，比如：故事套路不应一再重复，写人物要有独到的细节，人物性格应有变化发展，不要一天到晚老是打打闹闹……我以为，“纯文学”也好，通俗大众文学也好，这几点应是共通的，这是很起码的文学要求。

　　一晃，几年过去了。最近忽然有机会接触日本作家山中恒的作品了，我这才知道，国内已有好几家出版社出了他的译本。我如饥似渴地拿来拜读，不料一读之下，大倒胃口。

　　此公北海道人，1931年生，应该是一位文坛前辈了。他1956年曾在日本获儿童文学家协会“新人奖”，其长篇小说《红毛小狗》曾被誉为日本战后现实主义文学的佳作。然而，据2006年他的作品中译本上的介绍，他后来共创作了280部(！)校园小说——对一个作家来说，这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从1956年到2006年，正好50年，一刻不停地写，每年也要写5.6部，我手头的书是十万字略多，以此为平均数算，每年要写56万字左右———而且要一年不落持续半个世纪。他难道不需要有构思、沉淀、推敲、修改、推倒重来、补充生活、读书、思考、自我否定、更上层楼……的时间？

　　读了作品才知道，这一切真是不需要的。他的小说十分粗糙，日常的毫无信息量的对话堆满字里行间，让人觉得没话找话，这充斥了作品的主要篇幅。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题材和故事：题材上是尽可能写问题儿童、离家出走、寻求报复、侦探推理，或女变男、男变女，等等；故事则真真假假，借用幻想小说手法，这增加了创作的自由度，但也常给人以胡编乱造之感。总之，读到一半就会发现，这是匆忙写就的书，行文匆忙，故事也编得匆忙，几乎没有什么耐人回味咀嚼的地方，所以书虽不薄，内容和阅读感受却相当单薄。本来有个研讨会邀我参加，看了作品，实在没兴趣，就托故不去了。后来知道，另有一位作家和一位评论家，虽然知道他在日本名气很大，但看了作品后，也都不愿去了。看来，大体的评判标准，大家心里还都是有的。

　　我于是记起了老翻译家任溶溶先生(《安徒生童话全集》的译者)说过的一句话。好多年前，他正色地对几位老作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外国的都是好书，外国也有很糟糕的书，我们搞翻译的在为你们做筛选工作，你们读到的，已经都精挑细检过了。”——我到现在才明白他这话的含义。原来，当初的翻译工作者，是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审美辨别力的；而现在的童书翻译市场(恐怕并不止于童书吧！)可能已被商业利益牵着鼻子走了，至少，见了国外销得好的书往往一路绿灯而不顾更多了——其实很多书在国外市场也早已过气了。

　　再回到前面说过的比较上来。所谓比较，我想，还是要有积极的动机。找高于我们的比，可以发现不足，取其所长；找低于我们的比，可以增强自信，免于重蹈前车之辙；找相距较远的比，可以见出异中之同；找相距较近的比，可以发现同中之异……但切不可只从比较中找一些裹足不前的理由：“国外也有这样的作品，那我们还大惊小怪干吗？”是的，国外也有，但这未必就是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不应拒绝作多方比较，尤其是，不应该害怕和更好的、甚至最好的作品作比较！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既然要比，那就要实事求是，不能结论在先。我们可以从比较中发现不足，却也可以经过比较发现对方的不足。日本儿童文学总体上是要比中国好，但并不是每个日本作家、每部日本作品都好；名气大的(或得过大奖的)作家一般都是有水平的，但也不排斥其中有的作家到后来越写越差了。一旦我们发现自己读到的是很差的作品，那也要大声地说出来，不要掩饰，不要作假，更不要“皇帝的新衣”。

　　所以，我就实践上述的“强调”吧，我要直白地说一句——

　　山中恒的作品，我觉得糟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