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2011年一项重要工作——“重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经过了半年时间，今天宣告结束。此次“重估”和2010年的“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一样，在全国学界引起了深刻震荡。

　　此间，文学批评重建所面临的困惑和路径，都已经一一揭橥。从大的方面来说，批评重建主要面临三方面问题，一是文学批评理论的主体建构——传统文学批评理论的式微甚至退场；西方文学理论大量涌入造成消化不良；求新作为革命性的动机，一直贯穿在理论实践中；扎扎实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似乎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始。二是文学批评队伍建设——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些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文学理论实践，已经从人文精神中退场，在商品经济和资本的冲击下，已经不再承担社会良知守望者的职责。文学批评不仅丧失了引导创作的能力，而且突破了文学批评的道德底线，操守问题受到社会一致质疑——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全国学界所关注的“人文精神危机”问题，今天仍然普遍存在，依然十分严峻。

　　在“重估”前一个阶段，就上述两个问题，雷达、南帆、丁帆、孙郁、陈众议、张光芒、王彬彬、郜元宝等批评家都做了深入而痛彻的剖析，其激烈的言辞，让每一个文学工作者动容。对于物质高速发展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今天，我们普遍关心的是，中国文化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否能形成持久的原创力，资本逻辑与市场是不是文化创新的唯一动力？而文化精神的沉沦——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丧失，会不会破坏文化创新能力？如果不会，这一能力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呈现？这都是沉甸甸的话题。通过剖析批评现状，学者们都表达了对文化整体现状的忧思。

　　反思创作和批评时，一个问题常被忽视，即仿佛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可以自生自灭，可以在遗世孤立中完成，似乎天然地不需要什么条件。显然，这是错觉，“重估批评”的后一个阶段，就是追索这第三个问题：中国社会给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生成，提供了怎样的土壤？一个良好的、适合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环境，应该具备哪些基本要素？这是与理论建构、批评家学术操守并行的重大问题。

　　在具有文化价值认同的环境里，这从来没有成为问题。今天成为了问题，则意味着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灵魂，遗失在这个文化价值碎片化的时代里。而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救赎，本质上，是从构建文化价值认同开始。在时代转型期普遍存在的特殊困境里，一个作家，一个批评家的个体，注定了无力软弱、彷徨犹疑。中国社会的转型，意味着一个公共社会的重建；中国文化的转型，意味着一个与公共社会对应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生成。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来说，就是要让精神超越商品经济时代的欲望诱惑，重返公共精神空间。伴生的问题是，在日渐专业化的社会里，还有没有一个公共价值空间？谁来建设这个公共价值空间？

　　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特殊性，就在于不管在怎样的专业化时代里，它都以个性的方式传达公共价值。鼓励和奖掖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各类文学评奖，就是公共价值空间的建设方式之一。但是，如果文学评奖起不到价值巩固和建设作用，如果它的遴选仅仅囿于行业内部的满足，如果它不把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作品和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纳入其中，那么它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会扮演公共价值空间破坏者这一角色。

　　自本报“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开始，一直到本次“重估批评”，各类评奖始终受到学界尖锐批评——文学界政绩工程、不坚持标准、没有选出最为优秀的作品甚至被认为必然存在交易和黑幕等，特别是“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它的公共价值始终受到不懈的质疑。在本次“重估批评”中，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再次就茅盾文学奖评审实名制投票方法提出异议。他并不认为实名制是最好的方法，相反，实名制必将伤害评委个人的自尊心和表决自由。本报注意到，是否实名制是一个可以不断讨论完善的方法，问题关键在于，任何一项评奖都必须产生一个可以集体负责的评委会。本报激赏肖鹰教授的观点，他说：茅盾文学奖就是要宁缺毋滥，这是一个关系民族文学理想的郑重承诺。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要创新民族文学的标高，提升民族文学的创新能力和全民文学素质。显然，他的发言，正是基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公共立场和公共价值诉求。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则直言，文学评奖破坏了批评环境。显然，作为一个一辈子献身于文学批评的期刊主编，他把文学评奖看成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文学评奖固然奖励了艰苦写作的作家和批评家们，但是一旦失之偏颇，就与文学批评产生价值冲突，必然破坏文学公共价值。他说：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评奖不能起到引领创作的作用。评奖机构、评奖机制都需要改革。他说：现在有些文学评奖根本得不到文学界内部的认可，而有一些优秀的作品根本得不上大奖。他一一列举出阎连科、张炜、张承志、余华、范小青等作家的一些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都不在获奖之列。他和肖鹰对评奖的方式认识有差异，但在评奖必须体现社会共同的价值这一点上，完全一致。

　　文学期刊，包括专业的文学批评刊物，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淡出公众阅读视野。80年代的文学辉煌，体现在文学类期刊上就是巨大的发行量和发行量后面带起的文学队伍。今天文学期刊和文学批评刊物，已经成为彻底的小众化读物，即使再努力，也无法复制当年的盛况。但是，在整个社会文学环境的营造上，文学期刊仍然是作家、批评家们赖以获得价值认同的主要平台，这个意义在广大作家和批评家心里，始终没有改变过。同时也应看到，文学期刊在市场巨大的压力下，承担着文学价值守门人的责任已显势单力孤。

　　《文艺研究》主编方宁认为，不坚持标准会导致文化堕落。这话是说给批评家，也是说给文学期刊的。他认为在批评界里，杀鸡一定要用牛刀，那些身居书斋的学者和批评家，必须有所担当。不管多么高端、多么精英的学者，都应当从关注世俗做起，发出批评的声音。方宁欣赏肖鹰一直以来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尤其是在2011年春晚后与电视明星们的交锋——这即是学者对世俗的干预。说到文学期刊，方宁说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概念——学术清理。他说，要革除当下批评的积弊就必须从学术清理开始，如果对学术不加清理，任由泥沙俱下，把一切都看成是好东西，那便是对学术的不负责任……现在不缺少表扬，任何一个刊物都可以看到赞扬的文章，唯一缺少的，就是有价值、有思想、有分量、有理论、有针对性的批评。

　　广为人知的是，《文艺研究》作为文艺批评刊物，近些年诸多有分量的批评，都在那里刊发，其中包括在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的王彬彬批评汪晖抄袭的文章。方宁明确地说，学术批评永远是要得罪人的，越是尖锐的批评越会得罪人。从某种范围来讲，我们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不怕得罪人的刊物，因为我们的批评动机源于所坚守的学术态度，而非个人恩怨与私利。他说：在中国，总要有一些学者，有一些刊物，去做一个“肩住闸门”(鲁迅语)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文学刊物多如牛毛，但真正地维持较高水准，始终以坚持文学标准为办刊原则的却少之又少，有的杂志为了维持生存或牟取利益，卖人情，卖版面，卖声誉，这早已成为文学界的潜规则。文学期刊只要固守文化价值底线，自然会成为文学圣土和圣地。林建法认为，当下，具有创造性的、杰出的批评家是存在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为这些批评家提供好的平台，如何能够真实地反映批评的声音？搭建起理想的平台是构建有序、健康环境的基本条件。

　　按照自身的市场逻辑，大众传媒对文学的关注和选择，表现为对文化事件的关注，当然也注定要卷入文学事件的炒作。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淡出了大众传媒的视野，从根本上说，文学边缘化首先是在大众传媒上的边缘化。方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鲜明地提出了大众传媒必须关注文学批评的口号。他认为，这是大众传媒的本分。他说：应该有更多的媒体凭借自己的优势介入到文学现实中来。本报深以为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乃至更多方面的文化建设，如果没有大众传媒的参与，注定不能成功。

　　而当下大多数大众传媒上，丰富的文化主题只是呈现为单一的娱乐，这远远不够。从大众传媒视角，进入文学现场，关注文学和文学批评，这是本报3年来持续的努力。我们甘苦自知，但更体悟个中意义和价值。本报认为，中国大众传媒，需要一次文化自觉，即站在文化重建的立场上关注文学和文化，而不是站在资本和市场的立场上。要有起码的文化意识，坚守文化信念，不断复述文化常识，修复历史意识，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坚持批评，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