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从网络文学的角度看过去的这个新空间，已经很难说只属于文学了。从这个空间里出来的新东西，一旦长大，多半都可能脱离文学而去。但是，即便另立门户了，它们一定会反过来影响文学，惟其曾混居一室，多少有些相类，这影响就非常大，大面积挤占文学的空间，大幅度改变文学的走向，都是有可能的。不过，网络文学的活力，也会经由这种种牵扯，传入更宽的用武之地。池子再深，水还是要死，只有凿通江海，才能流水长清。当《网瘾战争》结尾处，“看你妹”仰天喊出那犹如百行长诗的滔滔自白的时候，我不禁想，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多媒介空间里，网络文学的力量才最大地爆发出来？

　　（六）

　　如果比照“严肃文学”的标准，你一定说：“郭敬明算什么文学？”的确，这个带着化妆师去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大会的年轻人，从形象到身份都很不文学：他竭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明星；他更自觉地将文学当做一门生意去做。

　　再来看纸面文学。

　　我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以譬如莫言和王安忆为代表的“严肃文学”——请容我继续用这个其实相当可疑的词。这是一百年前由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今日的直系继承者，也是我这个年纪的人通常都会认可的文学的正宗。今天大学中文系和中学语文科所教授的“当代”文学，各级作家协会及所属报刊、以及大多数评论家所理解的“当代”文学，也都主要是指这一种文学。

　　2010年，“严肃文学”数度引起媒体的正面关注，但总体来说，这文学的社会影响，仍在继续下降：主要刊登这类文学的杂志的销量，依然萎缩，尽管幅度并不剧烈；代表性作家的著作销量，继续在低位徘徊；几乎所有重要的公共问题的讨论声中，无论网上网下，都鲜有“严肃文学”作家的声音——这一情况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去年依然如此；“严肃文学”作家所创造的文学形象、情节和故事中，也几乎没有被公众视为对世态人心的精彩呈现，而得到广泛摘引、借用和改写的。

　　与“严肃文学”的沉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种新的文学的喧闹。郭敬明可以被看作其头号作家，他所主持的《最小说》及其“最”字系列杂志，也可以被视为其代表性的纸面媒体，恰如《人民文学》和《收获》，是“严肃文学”的代表纸媒一样。

　　这文学的历史很短，即便算上混沌一团的发轫阶段，也不超过15年。但是，到2010年，《最小说》的单期销量已经多于30万份，远远超过《人民文学》和《收获》。

　　如果比照“严肃文学”的标准，你一定说：“郭敬明算什么文学？”的确，这个带着化妆师去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大会的年轻人，从形象到身份都很不文学：他竭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明星；他更自觉地将文学当做一门生意去做。2007年，他的公司与赞助人联手，在全国推广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文学之星”大赛，层层选拔、雪球越滚越大，当2009年在北京某高级中学的礼堂内举行大赛的最后一场时，上万粉丝（大部分是中学生）激情尖叫，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种文学的基本性质：它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业”的产品，也说明了郭敬明本人的身份序列：首先是资本家，其次大众明星，最后才是写作者。

　　难怪《最小说》上的作者介绍，通常是这个格式：“某年成为某公司签约作家，有某某作品上市”。也难怪郭敬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被法院判定为“抄袭”之后，他可以宣布：“我绝不道歉”，大批粉丝则涌进他的博客力挺：“不管怎么说，就算他是抄袭的，我也一样喜欢他！”

　　这的确是一种和“严肃文学”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学——如果我们还用这个词，也是和以前的“通俗小说”——例如民初兴起的言情小说和后来的武侠小说——明显不同的新的小说。它建基于作家与其作品的新的站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家越是成为大众偶像，他本人就越比他的作品靠前；它更建基于作家/作品与读者的新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家是否抄袭、作品是否新颖，都已经不重要了，能否向读者提供一个可以帮助其确认自我、进而充当其认同物件的光彩符号，才是头等大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这文学已经开始加入社会的支配性结构的重要一环，它参与的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持续培养了大批年轻作者，将他们的青春激情，转化为不接地的幻想，和不及物的抱怨。

　　有意思的是，随着这种“新文学”日长夜大，它在“严肃文学”那儿引起的反应也明显变化。照例的轻蔑并没有持续很久。郭敬明本人被邀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尽管依照前例，一旦其重要作品被法院判定为抄袭，已经当了会员的，也该被除名。他的新作更相继被《人民文学》和《收获》刊登在醒目的位置上，尽管《最小说》继续将莫言或王安忆一路的文学，坚决地排除在外。一些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文学名家，兴冲冲地参与郭敬明或类似人物主导的各种“文学”评奖和发奖大会，站在边上分取粉丝的欢呼：他们早已看清楚了，在争夺年轻人无论读者还是作者的竞争中，这类“新文学”遥遥领先。

　　尽管不情愿，我还是得说，至少目前来看，这类“新文学”在纸面世界里的声势，尤其是其前景，是越来越明显地超过“严肃文学”了。

　　（七）

　　1980年代中期，随着文学对社会的直接影响的急剧减退，文学杂志的销量从单本几百万份几十万份，迅速跌到几万份甚至几千份，一种认为“现代社会里文学必然寂寞”的判断，开始流行，而其最常举的例子，就是美国。

　　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作家和研究者接受了这个看法，逐渐安下心来，不再惶惑，不再抱怨，当然，也不再反省。

　　最近三十年社会巨变，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基本条件、规则和支配力量，都和1970年代完全不同，文学世界呈现“六分天下”，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些巨大“不同”的结果，当然，也在较小的范围内，成了它们的若干局部的原因。不过，在那些整体变化和文学的多样现状之间，有一系列中介环节，需要得到更多的注意。正是这些中介环节，才最切实地说明，文学是如何被改变，又如何反馈那些改变它的因素的。

　　在我看来，这些中介环节中占第一位的，就是新的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正是它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迅速成形，从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角度，根本改变了文学的基本“生产”条件，进而改变了整个文学。

　　1980年代中期，随着文学对社会的直接影响的急剧减退，文学杂志的销量从单本几百万份几十万份，迅速跌到几万份甚至几千份，一种认为“现代社会里文学必然寂寞”的判断，开始流行，而其最常举的例子，就是美国。有论者甚至以文学的丧失“轰动效应”，来反证中国的现代化的进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作家和研究者接受了这个看法，逐渐安下心来，不再惶惑，不再抱怨，当然，也不再反省。

　　但是，今天却可以看得很清楚，当代世界的文学状况，其实是千差万别，绝非一律的。在美国那样的社会里，福克纳、海明威式的文学的确是寂寞了，但在欧洲、南美和亚洲的其他许多地方，文学在精神生活中依然相当重要，也因此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今天的中国，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文学的兴盛，习惯于经常阅读一定量的文学作品、因而可以被记入“文学人口”的读者的总量，以及与之相对的各类文学作品的纸本的出版数量，实际都是在增加的。即便我前面的那些非常粗略的介绍，应该也可以说明，当纸面的“严肃文学”在整个文学世界中的份额持续减少的同时，这个文学世界的版图，却是在逐步扩大的。

　　也就是说，与此前近百年的情况并无根本的差别，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精神能量，依然积聚在文学的世界里。在这一点上，“盛大文学”的营造者们，正和我有共同的判断，他们同样认定，至少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文学依然相当重要。当然，文学为什么重要，看法又大不同，他们是觉得，中国人的很大一部分“创意”，是在文学里面，而在这个时代，“创意”是最赚钱的东西。我却相信，当整个社会继续为了开拓适合自己的现代方向而苦苦奋斗的时候，中国应该有伟大的文学，如同十九世界的俄罗斯文学那样，提升和保持民族和社会的精神高度，尽管这个伟大文学的体型和面貌，不会也不应该再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那样的了。

　　之所以对当代文学深感失望，却依然热切地关注它，甚至不避“门外汉”的隔膜，冒失地勾勒论今日文学的变化图，也就是出于这个信念，而且，我还觉得，这个信念确实在如此勾勒的过程中，得到了若干局部的证实。

　　2011年5月屯门

　　（原文12000字，以《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为题，本报刊发时因篇幅原因有多处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