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8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厅里,雷达、王朝柱、王树增、叶梅四位作家评论家,与中外记者畅谈文化建设中文学的作用与作家的思考,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一次“预热”。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已经是我国作家第二次在国新办举行记者见面会了,上一次坐在这里的,是几位茅盾文学奖得主。不难看出:文学的精神力量,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正如王树增所说:“文学的精神力量,是我笔耕不辍的根本动力。”
雷达:微博兴起的“泛写作年代”,文学要以精神品质吸引人
“微博的兴起,使得所有人都是读者,所有人都是作家。泛写作年代,我们的文学如何适应这种变化?”这是文学评论家雷达在思考的问题。
“我们习惯于年度盘点,但以五年或十年为界,更能看出文学的发展态势。比如,从上一届作代会到今天的五年间。”他认为,五年来我国文学的生态与格局、创作的规模与成果、文体品类的多样、作家队伍的成长与分化,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如,我国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就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广大作家积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现实主义生命力,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富有潜质的文学新人在茁壮成长,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等“非职业作家”,也大有人在。
雷达思考更多的是文化语境变化对文学产生的影响。“第一,目前的文学需要增强时代感、现实感,强化人文关怀。特别是都市化、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我们的文学表现得不是特别有力量。第二点,微博时代,有多少人、有多少时间能够静心地看文学作品?这一点对文学来说是不利的。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人类是语言的创造者,文学要以自身的精神品质来吸引人。”
王朝柱:打通历史和今天,架起思想灵魂之桥
最近在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电视剧《辛亥革命》、收视率高达18%的《长征》,都是出自王朝柱之手。
这位七旬老作家,着重谈了文艺作品塑造民族英雄的重要意义。他说,一个不敬畏自己民族英雄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这些英雄人物的身上不仅集纳着“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谋略,还积淀着“修身齐家”的文化底蕴。自汉代司马迁始,中国文人就有为英雄作传的传统,而且形成了人物志这一以人写史的模式。
创作中,历史与今天是如何对接的?王朝柱说:“把历史当做一个桥墩,把现实当做一个桥墩,通过作品从空中架起思想灵魂之桥,就能够把历史事件和今天的受众打通了。这次写《辛亥革命》,我真的感到道德的沉沦、信仰的缺失正在危及着中华民族的前进,所以我写了黄花岗72烈士,很多人都看哭了。”
王树增:用我的笔,使我们的民族骨头更硬一点
一身戎装的王树增,讲起了他接受一个电视台采访时不欢而散的插曲。
年轻的主持人和他谈起网上流传的黄继光的真假问题。王树增说:“孩子停下来,我和你讨论一下。我说我的理由。42年前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有幸在黄继光所在的部队服役,每天早上排长点名时依旧喊他的名字,战士集体答:他永远活在我心中。我为了写《朝鲜战争》这本书,尽可能多地采访他的上级、下级、亲友,还有把他破碎的遗体从山上背下来的女卫生员。我说,孩子,我说完了,你说你的理由。那个主持人说,王老师别生气,我们是说着玩儿的。我说,孩子我不反对娱乐,但是什么都可以说着玩儿吗?这个底线不要突破好不好?那一瞬间,我心情很不好。”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王树增近年来致力于历史题材的非虚构写作,如《1901》、《1911》、《朝鲜战争》等。他认为,文学范畴内的优秀历史记述,不仅是一部民族繁衍的发展史;更应是一部民族生存的心灵史,可以为当代读者提供精神家园的归属感,也是对民族未来的一种憧憬,为人们注入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勇气和自信。
王树增说:“六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在于建立当代中国的价值观,这至关重要。我想要用我的笔,使我们的民族骨头更硬一点,使我们的心里更踏实一点,使我们更仗义一点,使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叶梅:55个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
五年前,土家族女作家叶梅从外省来到北京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的主编。她见证了五年来中国多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历程。
对于近年来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叶梅可谓如数家珍。她说,中国作协会员目前9000多人,其中有1092名少数民族作家,代表着55个民族在文化上的不断丰富和崛起,可以说做到了55个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又新创办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的《民族文学》。无论是人口较多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还是人口不足十万甚至只有几千人的民族,他们的文学成就记载着不同民族在时代变迁中的心理路程。
“在少数民族文学队伍里,我们接触和交往了很多好朋友,今天他们还不是那么有名、不是那么大红大紫,但是他们以他们的原创性劳动为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贡献着他们的力量。”叶梅说得情真意切。(记者付小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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