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识产权抄袭、剽窃、盗印、强用、仿冒、伪造等侵权行径，至今禁而不止，原因虽多，但处罚力度太轻，不足以因罚而戒，这一点显然也是重要原因。
　　
　　3月1日起，有3部涉及计算机软件、网络传播、著作权法新的版权保护法规正式生效，对侵权的处罚加重了，这是大好事。其中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对侵权行为新处罚的规定是：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比以前规定，罚款幅度从3倍增为5倍；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罚款也从10万增为25万元。这些加重处罚的规定，对打击侵权，维护原创权益，具有促进的效力，无疑是版权保护的一大进步。
　　
　　不过，回想多年来侵权与维权的较量历程，高兴之余仍不免有些担忧。深感新规处罚力度还嫌轻，担心对侵权者，尚难构成强大的震慑威力。
　　
　　先说处罚取证。罚款3倍改5倍，增幅本身就有限，对“非法经营额”的核定与取证，更存在不小困难。通常受害人是很难查到侵权人账目的，就算能看到，是真账还是假账？加上有很多是合法与非法经营交织一起，从账面上很难确定哪些属于非法。至于情节轻重，更难掌握。在维权中，常见因“非法经营额”定性、定量及取证困难，使罚几倍的处罚可见不可及，导致侵权人逃避或减轻了处罚。
　　
　　再说维权成本。发现、追查、取证、走法律程序，这些都是维权不可少的过程。有时遇到小团体或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挠，维权道路更加艰辛。这一切都需要人力和财力的付出。通常法院判决，诉讼费多由败诉方承担，而承担侵权案件的维权费用，至今尚无明文规定。现实中维权的全部开支，都得由受害人自己买单，造成官司虽赢了，实际上却赔上更多的钱，这显然有失公允。
　　
　　还特别要说一下侵权的刑事责任。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笫217、218条中都规定：侵犯著作权“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又于1998年12月23日公布了与此相关的司法解释，具体指出，有下列行为之一，即可追究其刑事责任：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非法经营数额（即码洋）在20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20万元以上，或非法经营数额在100万元以上；因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等；其刑事罪名包括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情节严重的，还可数罪并罚。很可惜，现实中只见一些非法出版大案有过被判刑的，至于抄袭、剽窃、仿冒、侵权使用、文化造假等违法行为，即使违法所得数额“达标”，也很少见有被判刑坐牢的。这可说是对侵权处罚中的一大疏漏。有法不究，或执法未到位，有可能产生对违法的纵容后果。
　　
　　上述三点，我认为，都属于对侵犯著作权法，处罚力度嫌轻的表现。
　　
　　试以我亲历的一起维权诉讼案来分析。2001年，我曾作为冰心、季羡林等15位翻译家的代理人，在北京起诉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系》剽窃侵权。尽管全书各篇全无译者署名，均有侵权之嫌，但法院只能根据我已查证出剽窃的15篇来判。官司虽然胜诉了，当时只判赔冰心750元，判赔季羡林1725元。比照一下刚生效的新规。先按加罚2倍来算，也只赔冰心1050元，赔季羡林2415元。再算“非法经营额”这一项。这套书共300万字，季羡林这篇短篇小说7000字，占全书篇幅0.23%，如果只按这7000字比例来定性，那这一项“非法码洋”也相当有限，能赔给季老两三千元就不错了，赔的钱，还不够我为打官司多次赴京一趟的差旅费。可是侵权人由于使用了冰心、季羡林这些名家的译作，而使全书的获利何止几万，就赔上几千才不在乎呢！
　　
　　纵观世界许多国家，对侵权的处罚都相当严厉。不仅经济上要罚得他心疼、破财、吞下苦果，而且还要受到道德及舆论的谴责。报载，近日德国一名部长，就因为被揭多年前一篇论文的抄袭而被迫丢了官。可见，必须建立起严格维护知识产权的社会生态，才能对各种侵权行为，形成强大的制约压力。现在有了新规，大家欢迎，但不能止步，还须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就加重处罚侵权力度而言，有如下几点建议：
　　
　　一、先没收，再处罚。既是侵权行为，这种行为的收入，就是违法收入。凡涉及侵权产品的全部所得，理应全部没收，上缴国库。然后，再按相关处罚的规定，向受害人赔偿。罚款的数额，应大大加重。制止侵权人赔零头、赚大头。
　　
　　二、明确维权开支的承担。凡追查、取证等维权开支，凭相关支付的单据，经受理机构核定后，其必要和合理的部分，应视同诉讼费，由败诉方即侵权者负担。改变“赢了官司却赔钱”的畸形现象。
　　
　　三、必须追究侵权的刑事责任。对于侵权情节、违法所得数额、或非法经营数额，达到《刑法》有关处罚侵权规定的，受理机构在进行民事处罚的同时，应主动移送检察机关提请公诉，防止侵权者逃避应受到的刑事处罚。
　　
　　四、强化谴责侵权的社会压力。对抄袭、剽窃、假冒等侵权、造假行为，还须在道德及舆论上对其加强谴责。比如，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中国科协、中国记协等社团，可否明文规定，其成员凡被查证有侵权行为的，均应停止一定时期的会籍，以示警戒；情节严重的，除予以曝光外，还应参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惩处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总之，要求从重处罚侵权行为，这是知识界众人共同的强烈期望，也是保护创作、繁荣学术、振兴社会正气的需要，更是建设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文明建设。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支持。
　　
　　（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0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