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师：批评家不准“说不”？――评《收获》执行主编、编辑部主任对《文学报》的攻讦
　　
　　４月７日，文学期刊《收获》杂志的执行主编程永新发了一条微博，宣布“再也不读《文学报》了”，对该报“新批评”专刊上发表的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表示抗议。程永新在微博里写道：“如果说以前对王安忆《天香》的批评、对贾平凹《带灯》的批评只是显示幼稚可笑而已，那么李建军对莫言的攻讦已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感觉是已经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也一个个逼疯！”
　　
　　针对作家作品，批评家有权力依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自由地进行批评；而且批评家同样有自由采用自己认为适当的批评方式和语言风格。
　　
　　4月7日，文学期刊《收获》杂志的执行主编程永新发了一条微博，宣布“再也不读《文学报》了”，对该报“新批评”专刊上发表的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表示抗议。程永新在微博里写道：“如果说以前对王安忆《天香》的批评、对贾平凹《带灯》的批评只是显示幼稚可笑而已，那么李建军对莫言的攻讦已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感觉是已经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也一个个逼疯！”
　　
　　继程永新“抗议”之后，《收获》编辑部主任叶开发表了呼应文章。叶文引用的李建军“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的观点是：“在写作过程中，他（引者按：莫言）缺乏最起码的自我约束和朴实态度，有一种刻意为之、故意卖弄的倾向……他以夸张而简单的方式，以令人惊悚和不快的效果，塑造了一系列冷酷无情、恣纵无忌、心智残缺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一系列愚昧野蛮、畸形变态、匪夷所思的生活事象。”（《2012年度“诺奖”授奖词解读（下）》，《文学报》，2013年3月21日）
　　
　　让我们对比引用叶开本人对《文学报》的“批评”结论。叶开如是说：“《文学报》的‘新批评’栏目的这种有意约写、脱离作家作品的本身巧立名目、杜撰莫须有罪名加以棒杀的文章，已经严重地丧失了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更丧失了准确、公正地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态度。这样的‘新批评’，其实‘很旧’，旧到了‘文革’檄文的程度了。”（《文学批评的底线在哪里》，《新京报》，2013年4月10日）
　　
　　如果依程叶二人的标准，李建军对莫言的批评“越过了批评的底线”。相比之下，叶开对《文学报》的“判决”，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下面，我们从三个层面分析程叶二人对《文学报》和李建军指责的问题。
　　
　　其一，李建军针对2012年诺奖颁奖辞作尖锐的分析和批判，是否没有“合法性”？
　　
　　诺贝尔的遗嘱中对设立文学奖的说明是，文学奖“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一个合格的文学编辑不应读不出其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诉求。阅读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史，我们会看到，数以十计的具有重大影响的20世纪世界文学大师，被诺奖的意识形态选择“公正地拒绝”了，同样也是数以十计的不入流的作家被诺奖的意识形态“文学性地选择”了。
　　
　　在2012年诺奖评委会给予莫言的颁奖辞中，有这样一句话：“他用如此独特的方式描写了一种猪圈里的生活，一种令我们感到久远，过去也曾经历过的生活。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反反复复，但人们的自私和贪婪始终不变。”（“Buthepaintslifeinapigstyinsuchawaythatwefeelwehavebeentherefartoolong.Ideologiesandreformmovementsmaycomeandgobuthumanegoismandgreedremain.”）
　　
　　在今天，除了那些极度自恋而又顽固无知的西方人，还有谁会一言以蔽之地认定中国人在20世纪过着“猪圈里的生活”，而且保持着“自私和贪婪始终不变”？然而，号称高雅而且纯文学的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就是这样看待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人生的。
　　
　　这句“颁奖辞”表明诺奖评委只是在“纯文学”的角度评价莫言作品吗？试问，面对如此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批评家没有权力作意识形态的反批评吗？
　　
　　其二，李建军的评论对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是否定的。一个批评家对一个作家的文学价值做否定性批评，就是“突破批评的底线”，而且就是“‘文革’檄文”吗？
　　
　　“文革”式批判，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这种批判的目的不仅是要在思想上打倒异己，而且要从思想到政治甚至到生存，全面剥夺对方的合法权利。李建军（或《文学报》）拥有这样的能力吗？有见哪一个作家因为其批评遭受打击？有见哪一部作品因被其批评（“批判”）而遭封杀？
　　
　　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到，在当下，真正严肃认真的批评的生存是非常艰难的。仅以几位《收获》一线作家为例：他们每有新作问世，都会收获到出版单位以“作品研讨会”为名义组织的数十成百篇的歌颂赞美文章，对这种集体炒作无人见怪；现在《文学报》发了几篇尖锐的批评文章，程叶二人就出来声讨《文学报》和批评作者，甚至给批评者扣上大帽子。
　　
　　不客气地讲，正是在某些文学编辑的误导和纵容下，现在的中国作家（尤其所谓“一线名家”）普遍已经没有接受否定性批评的遗传基因了。似乎接受赞美歌颂是天经地义的，一遇否定性批评，就条件反射地抵制。由此产生的效应，就是我们看到的现状：作家日趋自大和作品日益平庸重复。
　　
　　其三、“‘新批评’见一个灭一个”：《收获》名家头牌都是泥水货？
　　
　　程永新给《文学报》定罪称：“新批评”文章是“见一个灭一个”。程永新说这话的时候，难道忘记了这几位《收获》名家头牌每有新作付梓，都必以“作品研讨会”名义为之组织数以百计的集团式吹捧文章造势？
　　
　　“新批评”才发了区区几篇批评文章，就把《收获》的名家头牌“见一个灭一个”了？果真如此，岂不是这些名家名作不过是经不起批评的泥水货，而那些成百上千的追捧文章都是没有公信力的王婆卖吆喝？
　　
　　程永新执行主编应当记得自己去年（2012）在媒体向文学青年广告：“你在《收获》上发表三部小说，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文学报》“新批评”发文批评的几位《收获》的名家头牌，各在《收获》发表不下三部小说吧？既然《收获》已经给镀了金身，还受不住几篇批评文章的“攻讦”？难道他们的“力作”真是泥水货？
　　
　　哦，程执行主编的大言，究竟是“《收获》三部小说作家说”靠谱，还是“‘新批评’见一个灭一个”当真？
　　
　　程永新还说：李建军对莫言们的批评让他“感觉是已经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也一个个逼疯”。我们应该告知程永新执行主编：真正的作家不会被批评逼疯，只有商人才会被商业信誉危机逼疯。
　　
　　作为《收获》执行主编，实际上是作为经营这个杂志的书商，程永新被“新批评”逼疯了――程永新对《文学报》的骂街，是一个缺少文学诚信的文化商人面对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心虚和失态。
　　
　　其四，批评的底线究竟是什么？
　　
　　批评的底线，是鼓励严肃认真的批评，不是只许叫卖、不准批评。概括讲，突破批评底线的基本类型有三：第一，歪曲事实，造谣诽谤；第二，贪财图利，无耻吹捧；第三，欺行霸市，打压批评。
　　
　　轻易将“否定性批评”判定为“越过批评的底线”，并且肆意将其定性为“文革”式批判，这样的作风是不是太霸道了？如此棒杀批评，批评不只有以“颂扬”讨碗饭吃？实际上，当下的一些貌似很主流的批评难道不是以群捧群歌的方式在权力和市场之间穿梭讨饭吃吗？
　　
　　只要是严肃认真的批评，否定性批评和肯定性批评都在批评的底线之上。针对作家作品，批评家有权力依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自由地进行批评；而且批评家同样有自由采用自己认为适当的批评方式和语言风格。
　　
　　（原载：东方早报，2013-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