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为《新港》创刊号封面

　　创办《新港》文学月刊，是从1956年4月开始准备的。天津文协秘书长张学新同志和我谈话，安排我到《新港》编辑部工作。那时候天津作家协会还没有成立，当时大理道的一幢院子，是天津几位作家的住处，我住在一楼的一间房子里，编辑部主任鲍昌住在三楼，另一位明确到编辑部工作的余晓住在楼顶。

　　在筹办《新港》文学月刊的同时，还准备成立天津作家协会，那时叫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因为编辑部没有正式工作，我们就参加召开第一次天津作家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开会的日子到了，会议地点选在天津中苏友好协会，上午9点开会，方纪作报告，然后选举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领导，宣布创办文学杂志，定名为《新港》，中午散会，出席会议代表各自蹬自行车回家，我们几个小工作人员回食堂吃饭。

　　那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简单，人们不知道什么叫工作餐，也没有出场费，更无需安排食宿，成立编辑部，也没有仪式。下午，方纪把我和余晓、鲍昌叫到作协机关楼上的一间办公室，宣布《新港》文学月刊开始筹备，如此一切就步入正轨了。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也是一个单位，不能只在宿舍里办公。不久，听说市里把原来在新华路的兵役局机关大院分给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是第一个搬进去的工作人员，这兵役局不知道是哪个军阀的别墅，院子很大，三层楼，几十间房子，第一天搬来，晚上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楼里，那一夜好恐怖，几十部电话在夜间不停地响，闹得人不得入睡。夜里有风，只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又听见楼门被风吹开，明明是有人闯了进来，院里婆娑的树影投射进来，活像有人要跳下来一样。

　　创刊号要高水平亮相，找名家约稿是首要任务。很快得到令人兴奋的消息，鲍昌交给我一篇小说，是王愿坚的小说《三张纸条》，我初读后非常兴奋，这篇作品写了一个革命故事，很有教育意义。又是出自名作家之手，很快我们就将这篇小说定为创刊号头条。随后，调来了阿凤同志，当时他已经是著名的工人作家，成立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他又被选为副主席，还是政协委员。我和余晓刚刚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受到审查，此时还在被控制使用，尤其是我，只做办公室内的工作，外出组稿是轮不到我头上的。

　　最初组稿，阿凤找到老舍先生，回来说，老舍先生正写剧本《茶馆》。向鲍昌汇报后，鲍昌很兴奋，阿凤再去北京，说老舍的剧本已经交到别处了。没有剧本也不遗憾，很快得到了孙犁先生的小说《风云初记》，稿子还转到我手里，我读过，种种感觉就不必说了，可后来听说孙犁的小说被退稿了，我们真是大吃一惊。自然，后来鲍昌被方纪狠狠地批了一通，再去要《风云初记》，孙犁先生已经交到别处了，孙犁先生真好，他居然没生气，对于编辑部的人还是非常尊重。

　　为了约到有分量的理论文章，我去南开大学找到文学系的几位老师，希望他们能够拿出重头文章，南开大学的老师非常热情，很快就送来文章，但文章的书卷气太重，有点像教材，放在刊物上不太合适。再三斟酌，选出一篇稍有灵气的安排在创刊号上。

　　另外还有诗歌版面，当时编辑部收到许多诗歌作品，还有长诗，本来一位华侨诗人的长诗很有基础，我约来作者谈过修改意见，但创刊号赶不上了，只好发表几首短诗。为了活跃版面，鲍昌提议开设一个杂文栏目，叫“自由谈”，准备发表一些杂文和小品文。那时候中国小品文受苏联影响，基本上就是带有幽默、讽刺色彩的小文章。当年几位老作家更是提倡继承鲁迅传统，要敢于面对现实发出作家的声音。当然，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种风潮，使许多人后来遭遇不幸，那自然不能由作家负责了。

　　刊物开始筹办，没有人寄杂文，临时抱佛脚，只好自己操刀，鲍昌写了一篇，我也写了一篇，再加上一篇业余作者的，创刊号可以发稿了。刊物出版后，“自由谈”栏目颇受欢迎，很快收到许多来稿。房管局一位青年业余作者张仲，写来一篇文章《哀莫大于心死》，文字功力不错，虽然尖锐些，但当时我们认为政治上没有问题就安排发表了。真是没想到，这篇文章使张仲遭遇不测，几十年后，我和张仲重逢，提到那篇文章的事，也是俱往矣了。

　　“自由谈”还发表过蓝翎的文章《半间房随笔》，记得其中曾删掉几行，不幸蓝翎也因这篇文章罹难，多少年后，我告诉蓝翎，那篇文章是经我手发表的。蓝翎回答说，他早就知道，正因为一个小“胡风分子”欣赏蓝翎的文章，蓝翎才受到长达20年的不公正对待。

　　刊物的发行也很重要，鲍昌带我一起去邮局研究发行问题，鲍昌代表编辑部，邮局由领导出面，我只在一旁记录，谈判非常顺利，创刊号当时印了1.2万册。7月份，通过种种渠道得到反馈，文学界反映不错，其中“自由谈”一栏最受欢迎。应该说，《新港》文学月刊开始时在国内很有些影响，苏联列宁格勒的文学杂志《涅瓦》，还主动和我们交换刊物，可惜编辑部没有人懂俄语，每期刊物寄来，扔在一旁没人看，只感叹人家的印刷真好，刊物有气派。10月份，准备出版一期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专号，这期专号由我担任责编。我向许广平先生组稿，许先生很快寄来一篇极有分量的文章，这时候得知，武侠小说作者宫白羽先生年轻时，曾经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文学创作问题，得到鲁迅先生指导，至今保存着鲁迅先生给他的5封回信。发现如此重要的珍贵资料，编辑部派我去宫先生家联系，希望他能贡献出鲁迅先生的回信。宫先生此时处境窘迫，自然愿意将信件交国家保存，我从宫先生家里带回鲁迅先生的回信原件，乘电车回编辑部，那种感觉真是终身难忘。

　　为出版这期专号，李霁野先生写了重头文章，我还找到美术家马达，他当年和鲁迅先生有过接触，余晓告诉我说，请画家写文章可不那么容易，画家宁愿给你画一幅画，也不愿捉笔写500字的文章。为马达先生的文章，我跑了几趟新疆路。最后，马达先生终于把文章写好了，安排发在纪念专号的重要位置上。

　　我在《新港》文学月刊工作了半年，1956年12月31日，便奉命离开编辑部去工厂劳动接受思想改造，原是说去一段时间，而且对我说，只要好好改造思想，将来大有前途。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25年，后来又被送到农场。我在编辑部工作的半年时间，应该说，是很知努力的，从主编到编辑部主任，对于我的文字能力还是十分欣赏的，我最大的用处，是一部活字典，无论什么资料想不起来，最后都要找到我。一次我从外面回来，正赶上几位领导为查不出一篇文章而犯愁，看见我走上楼来，就问我那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什么地方，我立即蹬上椅子，从书柜上翻出一本杂志，果然那篇文章就在那本杂志里。

　　凭着这点小记性，编辑部很看重我，后来上面下指令将我调离作家协会，据说鲍昌还为我说情，没有办法，政治运动是无情的，我也只好收拾收拾离开作家协会了。在我离开作家协会的当天，余晓也接到通知，离开编辑部，去一家钢厂劳动，余晓正准备离开，突然鲍昌又被打成右派，这一下，编辑部崩溃了。幸好万力从外地调来，立即接手工作，重新组织了一个新的编辑部。后来天津的文学杂志几经波折，只知道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已没有人去想最初创刊的过程，但这终究是天津文学界的一段旧话，虽然没有什么意义，总还是一段往事吧。　　

　　作者：林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