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商震一行来到石家庄，与邮政部门商谈街头零售事宜。这本创刊62年，被誉为文学“国刊”的资深期刊，在书刊报亭中曾难以见到其倩影。“皇帝的女儿”从此将放下身段，走出深闺、在街头巷尾寻找知音。

　　这一次高傲向谦和的转型，也成为中国文学期刊开始试图缓慢复苏，进行市场和自身角色重新定位的一个风向标。

　　186万到1.7万份，曾经的辉煌与没落

　　来河北市场第一次试水，商震一行遭遇的礼遇并不热情，邮政图书发行部门对这本文学界业内非常看重的杂志，没有给予足够的信心。此前，在有着452万人口的石家庄市，《人民文学》的月发行量是202份。其中，相当一大部分，还是因为院校、企事业单位图书馆以及文化机构的单位订阅，在这些单位的传统里，她是文学类期刊的首选和必订书目。

　　“石家庄离北京这么近，又有着丰厚的文学土壤，所以我们想来这里试试水，将我们的杂志投向街头报刊亭，近距离寻找读者。”《人民文学》副主编商震对记者说，“我们创刊62年，从来没有在街头报刊亭出现过。”

　　这本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最权威刊物的杂志，昔日的清高自有理由。她现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主要刊登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等纯文学作品。毛泽东曾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60余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领头雁，新时期以来，先后推出过蒋子龙、铁凝、贾大山等一大批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文学》曾创下过月发行量186万份的佳绩，当时的城乡都可以看到她被争相传阅的身影，这个数字现在仍为业界所咋舌。当时，一名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在《人民文学》上刊登一篇短文或小诗，就可以跻身著名作家之列，从而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

　　文学大潮随着商品大潮的兴起而退场。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每况愈下，呈几何性退减。到了1996年，这份被誉为文学国刊的、寄托着无数人梦想的杂志跌落到1.7万份，这其中相当大的成分来自单位订阅。

　　商震说，那是一个全民狂热地追逐商业的年代，作家下海，教授下海，文学青年改行……

　　我们那个时候，一方面在文学圈子里的地位还有，到哪里去，文学朋友们还很尊重；但走出这个圈子，很不自信，唯恐露出“裙底的小”来。

　　惊蛰与复苏，递增到目前4.7万份

　　许多业内人士开玩笑说，一些境况不佳报刊的主编对发行量都讳莫如深，如中年女士的岁数。但诗人身份的商震副主编快人快语，坦率地对记者介绍，《人民文学》的月发行量目前是4.7万份，都是邮局的订阅，再加上其他一些渠道，估计在5万份。

　　“我个人了解，《收获》杂志发行量比我们大，但他们是双月刊，如果按单月发行量，《人民文学》在全国原创文学杂志中，是数量最大的。”但商震坦言：“这个数字，连顶峰期的186万的零头也达不到，我们正努力达到这个零头。”

　　进入21世纪，《人民文学》的发行量进入缓慢递增阶段，2000年达到2.1万，到2009年，达到了3.2万，这个数字被商震的同事们乐观地认为进入了《人民文学》惊蛰期。

　　曾几何时，文学杂志曾占据着期刊的主要市场，但与《人民文学》的际遇相同，许多杂志都被新的时代大潮冲刷到社会的边缘，成了文学圈里孤芳自赏的落寞花园。另一位业内人士称，目前各省、市还都基本保留着两三本文学杂志，多由文联、作协主办，办刊基本依靠政府财政补贴或者拉赞助，月发行两三千份的很普遍，还有的甚至低到几百份。

　　《人民文学》杂志社有着几十名在岗和离退休人员，每年获得上级拨款49.6万元，这个数字多年没有变过。尽管这个数字远不够维持基本的开支，但《人民文学》的日子仍然远比其他省市级刊物轻松。商震介绍，2008年之前，《人民文学》没有发行和广告部，大家仍然是只管编稿子，不考虑市场。尽管发行量很少，但《人民文学》在业界仍有着非常崇高的影响力，一些奖项、征文的冠名，仍是一些对文学有好感的大企业赞助的首选。

　　河北《长城》文学双月刊编辑部主任李浩对记者说，《人民文学》的品牌优势是其他同类杂志没法比的，像我们，获得社会和企业的赞助都很困难。目前河北有几本文学杂志，都是在艰难维持。

　　社会转型，文学期刊的机遇到来了吗？

　　一则统计显示，全国目前达到市级以上文学报刊发表作品的人数仍在50万人以上。商震说，这些人几乎都会把自己的作品先投给《人民文学》“过”一遍，来稿依旧很多，但“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河北散文作家张彦广说，目前是一个信息多元化的年代，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的兴起，传统的文学杂志被挤压到边缘是一个必然。“博客的出现，使每个人都能满足发表、自我欣赏、拥有知音的心理诉求。许多文学爱好者，对传统的文学杂志不再倚重。”另一位作家说。

　　记者了解到，许多文学杂志也在试图突出困境。以《人民文学》为例，最近开辟“非虚构”版面开始直接关注社会问题。《山西文学》也在做这样的尝试，《天涯》杂志以大文化为主、文学内容为辅的探索，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李浩认为昔日文学的辉煌，是因为其有许多附加值：比如政治上的高度重视，许多时代的情绪是从文学发端；文学的待遇，发表文学作品成为作家就有可能转工提干；当时是低收入年代，稿费是令人羡慕的额外收入。现在这些附加值的削减决定了文学复苏的艰难。

　　但商震认为，文学复苏的机遇在即，目前社会正在转型，一个新达成的社会共识是：钱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最重要的。挣到钱的人想回归内心的安宁，没有挣到钱的人更需要精神的支撑。此前一段时间，西方文化大面积入侵也毁掉了一些人的民族自信心。现在许多人在寻根，认为中华文化不比西方差，认识到老祖宗的遗产是多么的宝贵，文学会在这一文化寻根过程中大有作为，所以，现在是文学期刊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人民文学》有着自己的历史责任，就是要见证时代，要把当下中国最出色的作家、最重要的作品呈现出来。”商震说，近两年，中宣部、文化部组织了许多大型文学活动，重大事件文学的介入、国家政治力量的推动也是文学能够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学者、作家闻章说：时代经过了喧嚣和曲折，应该说是到了该反思调整的时候，《人民文学》非常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要走出“象牙之塔”，走出文学的窄胡同，走向大众。《人民文学》的这次“行动”，不管她具体拿到了什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在试图叩问读者的心灵，这非常可贵。

　　文以载道，到底载什么道？

　　商震坦言，《人民文学》目前的宗旨不是办给大众看，我们在挑读者，我们的受众是作家、文学爱好者、以及想从文学中获得力量、情趣、教育的人。但他也承认，过去我们一直是关在象牙塔里编刊物，不了解读者需要什么。这一次走出深闺，也是想了解市场，了解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