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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汪丁丁从1997年第7、8合刊发表《什么是启蒙》开始，先后发表《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政治人格道德——一种字源学与生存论的阐释》等文，以广阔的知识视野，阐述了他对思想启蒙、科学建设以及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解。他还曾应“《方法》思想文化论坛”之邀，到北京外经贸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给大学生演讲。 《方法》的作者之间不乏批评，同时也不乏宽容。针对鹏令1998年第3期发表的《冷说“陈寅恪热”》，指斥知识界的“陈寅恪热”是一股“浮夸风”和“闹剧”，陈友康在同年第7期发表《陈寅恪“热”在何处》一文，指出陈寅恪能在万马齐喑的中国捍卫“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显示了傲岸人格，值得敬仰。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文章从头到尾呈现出的态度是温和而谦逊的。雷颐在1998年第8期发表《罗曼·罗兰的担忧与胡适的反悔》一文称，胡适早年曾经赞美过苏联，直到1950年代也就是近30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对当年的观点公开表示反悔”。程巢父在1999年第2期发表《胡适的“反悔”并非在30年之后》，指出胡适对苏联的看法早就转变了。 容纳多元的观点，在20期的《方法》专题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正是《方法》有可贵的学术争鸣精神，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之间可以商榷、探讨。 四 《方法》很注重读者的意见，1987年第1期即开辟了“方法通讯”栏目，就怎样办好《方法》积极征询读者的意见和建议。1997年改版转型之后，也不吝于版面，开辟“编／读”栏目，坚持与读者的沟通。1998年第12期，刊载有读者来信的摘编；1999年第2期，刊登余道游的《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1999年第3期，刊登《我们共同拥有〈方法〉》，见证了《方法》的读者与编者、作者之间的互动。 《方法》在科学界拥有广泛的读者，这在思想文化刊物中，可谓得天独厚。《方法》的读者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院院士。据1998年10月所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读评《方法》意见调查，截至11月30日收到回函285封，到12月底，共收到318封。两院院士对《方法》杂志的办刊宗旨、方向、内容持总体肯定态度。为此，《方法》以特稿《走向思想文化的交叉时代——两院院士读评〈方法〉》发表部分院士的来信。院士们力赞《方法》学科交叉的办刊方向，支持鼓励《方法》将不同学科思想学术发展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例如，赵善欢就直接赞许《方法》“是我国目前最具代表中国思想文化的杂志之一”，江元生说：“贵刊是我国当前人文科学的最高层次刊物。”崔俊芝做了这样的评价和期望：“特别是那些揭露抨击文化科学界及政界不正之风的文章，还有那些具有‘呐喊’、‘启蒙’教育的召唤文章，它给人以明澈思考……我希望《方法》成为文化科学界的‘焦点访谈’。”可见，两院院士对《方法》两年内能实现如此成功的转型深感欣慰。 四川省攀枝花师范学校的李舸在买到一册《方法》后，在给执行主编江世杰的信中这样评价：“贵刊实乃当今国内少有的极有震撼力的启蒙刊物。我始终认为，五四所开启的新时代的序幕才刚刚拉开，她所提出的任务还远远没能完成，而完成此任务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继先驱者之后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启蒙运动——这是历史所赋予一切有良知的有脊梁的知识分子的不辞使命！”当然，一些读者也就杂志的部分文章流露的“精英气”或学究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同时希望读者群能再扩大一些。 1997年，于光远在《十年回顾》一文中曾坦诚地说：“这个刊物可以说是伴随着困难诞生，也是伴随着困难成长的。”作为中国在上世纪末的一个重要思想平台，读者对《方法》既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也抱有隐隐的担忧。比如，贵州省都匀市第三中学的李士升老师在写给《方法》的信中说：“你是今天的《新青年》，你是嘹亮的警世钟。你给人乳汁，给人良药，给人安慰，给人希望，愿你不被忌恨，不被伤害，逐渐枝繁叶茂，绿荫满天。”除了来信，《方法》还接到了大量不具姓名的电话问候，“每一句问候都是那样真切，真切得令人感动。”1998年最后的一天，中午，王萍编辑离开半个小时，回到编辑部，就见门前摆着一束鲜花，静悄悄的走廊空无一人，花篮只有一句话：“方法珍重，依旧久久”。下面没有署名。 读者的祝福多么美好，读者的愿望是何等的真诚，然而《方法》还是悄悄地消失在1999年的春天。今天，重新翻阅那个时期的《方法》，我们会发现那么多的文章仍具有生命力，不仅没有过时，还会撞击我们的心扉，比如1999年第1期的专题“创造人格独立的公民社会”。在发生了汶川和玉树大地震、西南五省干旱、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灾难之后，重读那些探讨环境保护的文章，尤其能激起我们心灵的共鸣。《方法》不在了，《方法》的精神不死，《方法》的灵魂永恒！ 《回到启蒙：<方法>文选1997-1999》，钟沛璋顾问，傅国涌、周仁爱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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