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你个人比较欣赏的是哪一本？

　　李敬泽：《大方》吧，《大方》办得不错。起码从第一期来看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杂志这个东西从长远来看一定是个小众媒介，除非是《读者》，你可以每期发到几百万份，其他的，它一定是高度差异化的体现。所以编辑者一定要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自己的读者是什么。

　　新民周刊：你觉得这样的杂志陆续出版，是否会影响中国的文学生态？你觉得这些杂志会不会对传统纯文学杂志产生更大的冲击？

　　李敬泽：总体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它可以使我们的文学生态更为丰富更具差异性，有这些生机勃勃的生力军参与进来，它只会使这个市场更活跃，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可以看到更多的机会。对于文学期刊的市场本身来说，经常会有记者问我会不会感受到威胁、竞争力和压力，我没觉得受到多大威胁，更多的是感到鼓舞。不是说他们有一个读者就从我们这拉走一个读者。恰恰相反，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活跃的参与者会使市场增大而不是萎缩，那么多的作家把他们的个人粉丝都拉进杂志读者这个范围里，会从整体上加强文学杂志的读者群，使得更多的人适应杂志的阅读习惯。说实在话，文学阅读的读者一直都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书的阅读比例占据很大的一块，成为阅读的主流，杂志的阅读已经变得不是一种习惯了，很多人已经不习惯于通过杂志来阅读文学作品了。那么这些有市场号召力的杂志的出版会重新培养读者的兴趣。毫无疑问，这些杂志，在市场营销、运作、包装上等方面都很强大，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但是我对这些杂志也有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一是觉得作家办的杂志差异化仍然不足，或者说你选择了一个差异化的方向之后，有没有有力地去坚持它。差异化是让一本杂志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稳定的读者群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只是表面的包装胜于实质内容，那么这些文学杂志还将面临考验。文学杂志不能靠照片、装帧和摆饰，说到底还是靠作品，抓住分众读者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感到苦恼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杂志和书还不一样，杂志必须有一个长时段的考虑，而图书只是一个短暂的出版过程。对于杂志编辑团队来说，考验的不是一时的营销策略，还有综合性的能力。

　　分众竞争

　　新民周刊：你觉得这些杂志的读者群是不是比较单一，是否重叠？

　　李敬泽：每一本杂志都有自己的预期读者。或者说我是给年轻人看的，那是给什么样的年轻人看呢？现在年轻人也分很多种。我想现在出现的这些畅销杂志或杂志书，普遍捕捉的都是都市的小资和白领、青春期的学生，以他们作为目标读者群。它们的情况可能还是在一个窄众的读者群中进行竞争。当然，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但是实际运作中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写作资源是不是充足，对于未来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否有充分的估计？办杂志就是无期徒刑，贯彻和实现定位将面临巨大挑战。

　　新民周刊：既然面对青年和白领的杂志能够成功，那么面对男性、中年或老年的文学杂志你觉得是否有这种商业上成功的可能性？

　　李敬泽：当然有，杂志的成功，特定的分众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些面向青年和白领的文学期刊的成功，对于传统文学期刊来讲是很重要的启示。你看，传统期刊的办刊理念几乎都是漫无目的、不考虑特定读者群的。而我认为分众过程对于文学杂志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我们也在摸索其他分众的市场运作，也不一定抓住白领就一定成功。

　　新民周刊：从一个先锋派、新写实占据主流话语的文学年代，突然转向纯情青春写作，你觉得这种文学转向是如何产生的？

　　李敬泽：我觉得未必发生过转向。当我们在说什么什么年代的时候，我们恐怕都是在以一种武断的方式下判断和概括。恐怕我们现在也不能就说现在是一个“青春小说的时代”，这样听起来也很怪，与实际情况也未必一致。我只能说现在是一个多样化和高度差异性的时代，你是去体现差异性还是压抑差异性呢？现在差异性就成为一种价值。

　　所以现在值得警惕的其实是新的一致性，比如以青春写作为主就变成了新的权力，它不是政治权力，是市场的权力。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真的去认真地丰富差异和尊重差异，使得文学变得摇曳多姿，那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难道我们现在还要论证新的一致性的伟大意义吗？即使面对青春，面对年轻人，难道是同一的吗？广东打工诗人郑小琼难道不是年轻人？我们都在谈80后，难道80后就只是郭敬明、张悦然吗？别忘了郑小琼也是80后。别忘了，文学所做的事情绝不是抹平经验的差异，恰恰相反是发现这种差异。

　　变一个表情

　　新民周刊：对于这一批作家的文学性你怎么评价？郭敬明的《小时代2.0》就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刊登这样的小说是怎么样的用意？

　　李敬泽：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一本杂志如果从创刊之后一直是一种姿势一个表情，你自己烦，别人也烦。那就太僵硬了。就像身体一样，僵硬了就要出问题，僵硬，对于身体和杂志都不是什么好事。我觉得可以变，也要变，在保障大框架的前提下可以改变。当然也不能乱动，变成多动症也不好。郭敬明的发一下，大家很吃惊，那么吃一下惊又怎么了？

　　新民周刊：今后还会刊登更多此类年轻作家的作品吗？

　　李敬泽：不是以后的问题，而是一直在发现新作家。如果你经常看《人民文学》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相当大比例来自年轻作家之手。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没有慌张是因为，这些新出现的青春文学杂志大部分作者都是从我这出道的，所以这些杂志的出现也没什么。我也要求我的编辑们认真看这些新的杂志，如果有好的作者我也会吸收过来。

　　新民周刊：还有一个问题，这些杂志受到媒体和大众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商业上的成功，而不是文学本身。

　　李敬泽：商业上的成功很重要，杂志的属性就是一个商品。现在，大家也开始看到，具有偶像价值的作家所占有的读者群。但是，杂志不同于书，一个作家可以随便什么时候出书，可是杂志就必须定期出版，那么读者的预期能否定期维持，这始终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记者何映宇实习生王丹彤）

　　偶像派回归

　　有句西谚说得好：“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他们只不过在走前辈已经走过的道路，重新接续中断已久的作家主编文学杂志的历史传统，不管他们自己怎么看待，也不管他们是否承认。

　　1922年3月，新文学杂志《创造季刊》在上海横空出世。它是刚刚创办不久的新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机关刊物，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了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郁达夫的小说《茫茫夜》、张资平的小说《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田汉的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等重要作品。创造社以此为标志正式登上中国文坛，从而继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之后，为中国新文学进程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的可能。《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一经问世，立即在大江南北的文学青年中不胫而走，三个月即再版，由初版的竖排改为横排，至1929年5月，已重印了五版！而这本创造社首种机关刊物的创刊号正是由刚以小说集《沉沦》震动文坛的郁达夫主编的，其时他才26岁。

　　创造社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创办的文学杂志一种接一种，《创造季刊》之后，又有《创造周报》、《洪水》(周刊和半月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等，势头越来越猛，影响越来越大。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杂志的编者大都年轻，郭沫若主编《创造周报》时年岁稍长，也不过31岁，“创造社小伙计”周全平主编《洪水》周刊时才22岁，诗人冯乃超主编《文化批判》时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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