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老的文学杂志《格兰塔》中国行主编在沪接受早报专访
　　
　　《格兰塔》：一本专注于主题的文学杂志
　　
　　《格兰塔》于1889年由剑桥大学的学生创立，杂志名字取自于附近一条河流。1970年，《格兰塔》因为资金等原因停刊，直到1979年才复刊，并专注于编辑“主题书”。作为一本季刊，它一年有4个不同的主题，每期主题从个人体验到公共政治话题均有涉猎。最近几期主题包括“恐惧”、“十年之后”、“巴基斯坦”等。

《格兰塔》现任主编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

副主编艾兰·奥芙瑞（Ellah Allfrey）

1979年秋季，复刊后第一期

2007年冬季，第100期特刊

2011年春季，“外星人”主题

　　“在它对回忆录和图片新闻的融合中，在它对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推崇中，《格兰塔》将面庞紧贴着窗，决意要见证这个世界。”英国《观察家报》如此评价这份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学杂志。从1889年诞生于剑桥大学至今，《格兰塔》（Granta）已经有120多年历史。它没有政治或是文学宣言，但是坚信故事讲述的力量和必要性，无论是小说或是非虚构类文学作品，故事都具有描述、启发、让梦想成真的至高无上的能力。
　　
　　11月18日至20日，《格兰塔》现任主编约翰·弗里曼（JohnFreeman）和副主编艾兰·奥芙瑞（EllahAllfrey）来到京沪两地，代表杂志首次与中国同行和作家交流。11月19日在上海短暂停留一天期间，弗里曼和奥芙瑞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谈及这份杂志的运营情况、杂志与文学的关系。
　　
　　在采访中，弗里曼同样提到了故事讲述的重要性，他说，《格兰塔》的长处来自叙事。“我相信叙事的力量，它是美的，是我们叙述人生的最重要工具。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的生活是故事，我们国家的历史是故事，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至于文学杂志的价值，就弗里曼看来，在这个没人愿意冒险的时代里，它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能让作家去冒险、创新，而不用去考虑市场”。
　　
　　文学刊物谈政治要有故事
　　
　　东方早报：你们是如何确定每一期的主题的？
　　
　　约翰·弗里曼：我们喜欢有多种含义的那些主题，创意随时都有，有时候是无中生有。比如“巴基斯坦”主题，就是小说家彼得·凯里建议的，他是我们杂志的特约编辑。“芝加哥”主题是因为我在芝加哥开写作会议时突然想到：有多少聪明有趣的美国作家是从芝加哥来的啊，再加上美国现任总统又是从那里来的，这整个城市又在变化中。“恐惧”这个主题是我们一个编辑的15岁侄子提议的，我们也找到了斯蒂芬·金。
　　
　　东方早报：《格兰塔》的文学主题中涉及政治议题的非常多，你们希望自己的杂志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
　　
　　约翰·弗里曼：在我看来，要写出兼具政治性和文学性的作品是很难的。我们不反对这类作品，只是觉得这样写风险很大，这样的作品也很难找。
　　
　　艾兰·奥芙瑞：我觉得这和对作者的选择也有关系。假设我们以战争为主题做一期杂志，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挑选作者，那期杂志很容易就会传达出好战或反战的态度。但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刊登的都是反思性很强的作品，它们让人思考：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谁？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同意一切都是政治的说法，可我们不是一本时事杂志，报道时事是报纸的任务。但我们也想探讨这些问题，探讨的前提是一定要有故事，即便是非虚构的文章，也要有关于人的故事。
　　
　　东方早报：说到政治，《纽约客》或《纽约书评》也会有很多内容是涉及政治讨论的，你们的差异在哪里？
　　
　　约翰·弗里曼：《纽约书评》很政治，涉及内容都是现在的事、现在的政治，它是要改变社会。比如在布什执政时期，我们对美国政府的作为感到十分困惑迷茫，军队滥用武力、刑讯逼供，《纽约书评》对这些事情都做了记录分析，对美国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于《格兰塔》，它的长处来自叙事。我相信叙事的力量，它是美的，是我们叙述人生的最重要工具。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的生活是故事，我们国家的历史是故事，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艾兰·奥芙瑞：比如我们的“巴基斯坦”专号。我们西方人在想到巴基斯坦时，多数人联想到的都是恐怖主义、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但等我们请巴基斯坦作家写自己的生活，他们写出的却是爱情故事，他们关心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方面。要说政治，他们的确是在写政治，也触及了眼下的种种斗争，但他们主题不单调，通过这些作品，你可以看出作家在思考“我是谁”，在探索自己的身份。
　　
　　《格兰塔》从没赚过钱
　　
　　东方早报：你们在和《收获》等几位杂志编辑交流的时候，都表示很羡慕中国文学杂志的发行量，对《收获》等杂志几万份发行量而且可以盈利感到非常吃惊，你们现在的状况如何？
　　
　　约翰·弗里曼：我们没有一年赚过钱，实际上亏了不少。我们收入的60%来自订阅，20%来自书店销售，10%来自报摊销售，还有10%来自海外销售。
　　
　　东方早报：那你们怎么生存？
　　
　　约翰·弗里曼：《格兰塔》最近被一个瑞典慈善家收购了，他就是喜欢我们杂志的风格，他希望这个杂志能很好地生存下去，所以愿意给予很大投入。
　　
　　东方早报：他喜欢你们杂志，又投了那么多钱，那他会干涉你们的编辑工作吗？
　　
　　约翰·弗里曼：他非常喜欢这个杂志，也希望杂志能一直保持原有的风格和优势。我知道编辑杂志非常困难，经常会受到各种干扰，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也是编辑，为了选题，他要说服12个董事会成员。还有一个朋友的杂志属于非营利机构，所有成员都是志愿者，结果导致错误率很高。但我们的老板不会干预我们工作，这是我们幸运的地方。
　　
　　东方早报：很多杂志都开始接受网络订阅，你们现在可以吗？
　　
　　约翰·弗里曼：我们以前没有网上订阅，后来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人会到网上浏览，所以我们对网站进行了改造。而且订阅了《格兰塔》，就能在网上看过刊的内容。
　　
　　做文学杂志要保持好奇
　　
　　东方早报：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为什么还需要文学杂志？
　　
　　约翰·弗里曼：文学杂志可以定义什么是新的文学。现在的出版商已经不再敢冒险，一位作家接连几本书卖不好，出版商就可能不再愿意出版这位作家的作品。但是，有些作家要写五六本书后才可能有好的作品。文学杂志的重要性就在于，让作家去冒险，去展示一些新的东西，也可以让我们了解新的作家。
　　
　　东方早报：你们如何说服成名作家去写符合你们主题的作品？
　　
　　艾兰·奥芙瑞：作家都会经历一些阶段，一开始雄心勃勃，尝试各种文体，做各种实验。我也愿意找这样的作家。有一些作家在成名后不再写早期作品类型，也不能指望作家一直帮你来写小说。而且特定主题是有风险的，你不知道最后呈现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但作家总会碰到不感兴趣的主题，比如A.S.拜亚特一直很抗拒写回忆录，但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后，她还是愿意写的，最后写了篇非常好的回忆文章。
　　
　　约翰·弗里曼：约稿过程中，50%是运气，50%要揣摩作家的心思。
　　
　　东方早报：《格兰塔》的长处还在于挖掘年轻作家，你们是怎么发掘的？
　　
　　约翰·弗里曼：有的年轻作者是参加写作计划出道的，在爱荷华、斯坦福、密歇根都有这样的计划，他们把作者作品寄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出版。因为《格兰塔》的声誉，许多作者都会把他们认为达到发表标准的作品向我们投稿。我们也跟文学经纪人合作，他们很善于发现有才华的新人。
　　
　　艾兰·奥芙瑞：文学杂志的一个危险的地方是：可能会变成一座博物馆。而好的做法是走到外面的世界里和人交流、寻找新作品。例如现在的许多出版社都对投稿设置了苛刻的要求，但我们杂志是有稿必阅的，我们不会高高在上，完全依靠经纪人给我们找作品。我们会走出去，和许多人交谈、读许多作品、寻找在外国出版作品的作者。我觉得做这行你要保持好奇，要去寻找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