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姚雪垠，只有半月“追逐”之缘。那是在1991年，当时我还在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写作，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员，随他出访日本。姚雪垠在日本名声很大，因为《李自成》第一卷被译成日文，更名《叛旗》，在日本讲谈社出版。《李自成》第一卷，是我青年时代就爱不释手的读物。此后读的书多了一些，就读到了那篇《差半车麦秸》，又读到了《长夜》，常为他刻画人物的生动笔触而忍俊不禁，又为其描摹“土匪”生活的真切而拍案叫绝。
　　
　　出访的日子忙碌而短暂，主要是身为团长的姚雪垠在应对，我辈倒多了一些观察他的机会。有趣的是，这次观察为后来阅读有关他的回忆文字带来了莫大快乐：我一边读，一边回忆起那个步履蹒跚满面慈祥地走在代表团最前面，走在盛开的樱花下的老爷子，回忆那个在法式大餐的餐桌上像孩子一样高声大嗓地和我们争论历史小说写作的老爷子。那个在学问上脾气固执性格自负，在为人上却又宽厚素朴蔼然慈祥的老人家，又来到了我的面前。
　　
　　虽然对姚雪垠一生并无更多了解，但他坚守自己文学追求的意志和勇气，却一直令我敬佩。新中国成立之初，他辞却大夏大学文学系教授兼大夏大学副教务长的职务，辞却朋友们为南京大学等其他高等学府的热情相邀，执意从上海回到开封，以知名作家的身份做了一名最普通的创作员。后来几年里，他历经艰辛，偷偷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他把生命的全部热情都投注于此。他对自己的“弱点和毛病”也从不讳言，对自己的性格特点和秉持的信念更是心明如镜。在《学习追求五十年》中，他就说过，朋友们可能会对自己的性格特点毁誉参半，而自己当然也知道自己的性格中有“各种弱点和毛病”，“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使我在一生中能够屡经挫折而不曾消沉和倒下。我的这个十分重要的性格特点是：非常坚强的事业心和永不消沉的进取心。”
　　
　　的确，以小学三年的正规学历而成为著作等身的作家、学者，姚雪垠生命旅程中的每一个脚印，都镌刻着超乎寻常的坚韧和艰辛。作为一个脱胎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对世道人心的使命和责任与生俱来，而又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当作实现这使命与责任的要义。他的不懈追求，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只能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横空出世。惟其如此，我以为他有资格成为审视20世纪中国式成功人生的一个观察点。从这个点上，除了可以窥见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未广人知的隐秘、窥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之外，还应该能够看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矛盾，甚至可以看到在坚守与突围中迎接新的人格曙光的东方知识分子的人生范式。
　　
　　上世纪60年代，《李自成》一夜之间名满天下。当是时也，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蜂拥而上争相改编。到了80年代，舆论变得光怪陆离，有科学说理的文学批评，有知人论世的中肯之论，也有偏见与遮蔽中的武断、一叶障目时的误读。如今，辩论、争执似乎都雨打风吹去，甚至连误读、偏激都涟漪不再——我们传承、求索文化的激情似乎正在被漂金泛银的时尚所取代。而真正的文学，难道真的就“雨打风吹去”了吗？
　　
　　即将出版的《世纪雪垠》，就是真正的文学与真正的人生永不退场的努力。我想，每一个读过本书的读者，都会承认，姚雪垠的100年，为我们提供的人生启迪仍熠熠生辉；同样，不管你对他的作品有几多赞美几多保留，你也会承认，这些作品堪称中华民族百年精神遗产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