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天，下乡前。终日无所事事。从同学家借了一本小说，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我看完之后，推荐给妹妹，以后此书便不知去向。
　　
　　一日，去一位话剧导演家闲聊。导演消息灵通，即使文革期间，对本地文化界各种八卦、新权贵者动向、红色坤伶轶事，也了若指掌。他对我说起，当下本地区流行一本小说，读者蜂拥，竟至排队。前几天，导演去看望一位“靠边”的老革命，老革命刚刚拿到此书，正手不释卷，连夜攻读，见导演来，开谈便说此书，眉飞色舞，导演见状马上申请排队，估计还得几天才能轮到。
　　
　　我一听说有好书，就打听书名，表示要排队，等等不要紧，只要能轮到。
　　
　　导演说，此书黄绢幼妇，风华绝代，书名斯巴达克斯。说着，便对我讲斯巴达克斯历史。导演思想活跃，屋子里挂着两幅黄巢的“咏菊”诗。
　　
　　我一听斯巴达克斯，马上想到我家走失的那本书，坐不住了。回家找妹妹拷问，果然，她把书借给了一位好友白同学。白同学拿到此书，挑灯夜战，看了一遍不罢休，又看一遍，如是者三，仍不罢休，又向别人推荐，这才形成本地流行热。
　　
　　半月后，白同学亲自把书送来还我，连连抱歉。说到此书受人追捧，现在不能排队了，又惋惜。
　　
　　白同学，女生，比我高一届，是我家常客，很熟悉。
　　
　　等白同学离去，我连忙翻看书页是否有缺失。在斯巴达克斯与情人范莱丽雅会面的一节，范莱丽雅希望斯巴达克斯带着她，两人寻找一处隐秘世界，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斯巴达克斯听后微微一笑，轻轻摇头。在这句旁有一行批语：爱情与政治的距离。
　　
　　批语用红色圆珠笔，字体娟秀，是白同学的笔迹。我看了便吃惊。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中学生，而且还是女生，写下这样一句批语，肯定是异语，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我虽不懂爱情与政治的关系，但也隐隐感到，白同学这句批语所包含的意思，已经不在这本书里，她看这本书时，思想已经飞到书之外了。
　　
　　这句批语后来被几个男生看到，都赞叹，自叹弗如。有人说，早知道白同学是才女。其中一个世故者，以为我与白同学要好，悄声劝我趁早拉倒，说，这个人有这样的思想，你是跟不上的。
　　
　　后来，我知道白同学经常与几个文艺界的大朋友来往，有一个小圈子，她在其间可能是信使或是联络人，肯定会参加一些聚会。其中一位文艺人，我也认识，有才华，摄影、吟诗、文学，皆为兴趣所在，除胡乱应付主流外，多余精力就有些自己的活动。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防范，来往多了，就被有心人注意。现在看来，这个小圈子很可能就是在一起聊聊，交换些各自搞到的查抄书，交流读书体会，等等。
　　
　　一天傍晚，我自己在家。突然，白同学来，当时屋里黑着灯，她悄没声开门进来，我才发现。她进来后，摆手叫我别说话，也不叫我开灯，就那么静静坐了会儿。她从随身带着的一个书包里拿出一卷纸交给我，悄声说，先放在你这里。说着要走。我看她行动诡异，问，你去哪里？
　　
　　她指了指旁边一座楼，我知道，那位有才华的文艺人就住在那里。
　　
　　等到我下乡时知道，白同学被分配继续上学，念高中，恰好分到我们学校。
　　
　　我下乡后，听说白同学与几个同好，还有一些校外人士，一起组织了读书会，听说是讨论毛泽东思想。我们下乡的几个同学在一起议论起来，有人还说，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讨论？走邪了。第二年开始整516，白同学的读书会就被勒令解散。那年夏天，我从农村回家，到家后才听说，那位文艺人不堪清查516重压，跳楼殒命。我忙问白同学下落，回答是，被公安传去训斥若干日子，放出来了，现在在家闭门思过。
　　
　　我找了一个傍晚，独自去白同学家看望。果然，她在家面壁独坐。她见我来，很高兴。我们说了会话，白同学叹气，说，你只能和大家一样生活，你想不一样，看自己想看的书，和几个朋友在一块儿说话，都不行。我告诉她，我们在乡下比较自由，议论不少事情，也没有人管。她听了很羡慕。说，看样子，你下乡这一步走对了。
　　
　　再后来，我就与白同学失去联系。等再见到她，已是1976年以后，她已经有夫有子了。还带着到我家来，很愉快的样子。再后来，听说白同学去外国了。大家都不可理解，丢下丈夫和儿子，四十岁的老女人，去外国干什么？我听说后却能理解。
　　
　　表面看，她追求的是物质，实则还是精神和思想在心里起作用。但是，那思想偏偏遭遇洪荒年代，没有发育成熟，或是走了样，随风飘荡了几年，待有了机会，便披着物质的外衣出现。
　　
　　中学时，班里有一位田同学，出身工人家庭，个人积极进步。在调皮捣蛋学生兴风作浪，其他同学都沉默不语时，能挺身而出，或呵斥捣乱者，或主持公道，颇得老师赏识。后来，被定为培养对象，当了班干部，又入团，又出席市里各种表彰会、先进会，又到各地参观、游览，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当然，也是我羡慕的对象。
　　
　　有一次，我买了两张电影票，请田同学看电影《雷锋》，借以表明我要向他学习的意向。散场后，我们一起回家。路上，田同学突然说，我不喜欢这样的电影。我听了正吃惊，他又说，不是不喜欢雷锋，是不喜欢这个电影。又说，雷锋一定不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田同学还是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在市里、区里都是优秀。逢到光荣时刻，学校的光荣榜总有他的照片，借以表明毛泽东思想育新人，表明无产阶级教育方针正确。
　　
　　文革开始了，班里有一些人带头造反，指责学校是国民党和赫鲁晓夫掌权，培养出田同学这样的修正主义的苗子。他们把田同学拉出来批判。田同学在批判会上诉说家史，陈述对共产党热爱，听者莫不动容。几个造反者狼狈不堪。
　　
　　隔了几天，田同学拿了一叠红格稿纸找我，说，给教育厅写了信，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提出教育改革的几条意见。他问我，愿意不愿意看看，同意观点可以署名，再纠集几个人，大家一块送到教育厅。
　　
　　我看了那封批判信，基本是毛泽东与王海容谈话的思路。因为当时没有看过那个谈话，因此，觉得信的内容颇新颖，便毫不犹豫在上面署名。随后，又约了几个同学，一块把信送到教育厅。
　　
　　从那时起，我就觉得田同学不是那种“优秀团员”、“三好学生”样的人，他心里一定有什么与我们都不一样的地方。有时候细细想起，他所说所做，与我们平时所学，听到或者看到的，并不完全一样。
　　
　　等到我们这一届毕业分配，下乡、进厂、继续上学，田同学又遇到叫全校人都大吃一惊的“艳遇”。一家保密单位到学校招收政治可靠的学生，在看了所有学生档案后，选中了几个学生，其中有田同学。
　　
　　当时，我已经被确定下乡。一天，我和田同学在校园遇到，我们默默围着校园里的一片花园溜达，谁都没有说话。田同学几次看我，眼睛在近视镜片后面闪着热情的光，似乎是想鼓励我。我没有开口，他终于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他送我一支钢笔，说，这是运动初期给教育厅写信那支笔。
　　
　　后来，听说田同学去的是一所监狱，到那里去充当一种负有特殊使命的看守。
　　
　　我下乡以后，有时与几个同学在一起议论起天下事，议论起社会，争得面红耳赤时，我便想起田同学，也不知道他此时在哪里？若能在我们这一党，定会有不少见解，碰出思想火花。我把田同学的事、为人说给正吵得不可开交的同学们，大家静了一会，都为他惋惜。
　　
　　又过了几年，我听说田同学被那家保密单位遣送回家，就地安置工作。原来，田同学在单位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学着学着就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分叉了，他又好较真儿，遇到不同意见就缠着和人家辩论，要说服人家。单位领导看着害怕，想，叫他来看监狱里的人，这下可好，他自己快进去了，趁早放出去吧，别在这里惹事。
　　
　　后来，有同学告诉我，田同学还俗后，轮换几个小单位，还去了报社，终于也没有什么作为。说，他老是有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自己独来独往，和单位群众、领导合不到一块。
　　
　　后来，又有人对我说，离婚了，自己过，什么也搞不成。
　　
　　至于他曾经有过的那些思想，或者说不叫思想，那些像萤火虫一样微微闪亮的内心想法，既没有成长、发育，也没有留下点滴痕迹。而且，时至今日，谁也不曾想到，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可能会成为思想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