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的篇幅并不长，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它产生的那种强大的既与欲望相互抽离，同时又神经质地在叙事中再现现场的张力。简单地讲，《情人》是一部，初读起来像是自传，但时时都在跳出的作品，其实它要跳出的，不仅是杜拉斯的世界，同时它有一个关于记忆，变形和作者意识的微观形态。我们无法忽略，当她戴着那样的帽子，穿着带金边的鞋子，在渡过湄公河时，她所身处的那个远离欧洲的世界。
　　
　　假如杜拉斯猛烈的情感意识值得回味的话，那么那一块称作西贡，湄公河，南亚的殖民地，便是一块欧洲的飞地，甩开了欧洲保守的道德和情操，被沉重而滞缓地丢弃在一大块有着红土，河流和死鱼的南亚。那是远离了欧洲，但仍在抽动的欧洲意识。更重要的，《情人》的回忆实际上要优先于它的真实，或者说它的真实要服从于它的回忆。在这块河水中饱含红色泥土的南亚热带丛林里，一种欧洲的疯狂的女性意识跟一个偶然的中国男人在此相遇，但杜拉斯选择的起点依然是她和她的法国家庭。在此，小说在结构上始终在动荡，在这样切割般的打破线性叙述的空间中，她有时写到了母亲的生活，哥哥的生活，一种对于欧洲飞离的现实的诅咒，甚至要超过她那难以抹去的痛苦。
　　
　　即便如此，《情人》始终是放弃任何对于爱情结局的某种企盼，更别说对于爱情结局的努力。从这个角度上说，《情人》是象征性的，如果说她和中国男人的爱情和性有什么现实性的话，那这现实性要远远低于她在南亚殖民地，对于那种法国人最真实的原生地的某种魔咒般的叙述。但显然杜拉斯无法回到更准确的记忆中。我们看到那十六岁的少女的身体实际上是在执行着一个于一九八四年已经变老的叙事者那近乎不朽的痴妄，既有对男人的渴望，同时也有对肉体的冷漠，拉扯和那种抽搐般的书写。《情人》既是对殖民地侵略在肉体上的一种反扑，同时也有一种主动的微观的自我惩罚，尤其是对于中国男人和她家人有限的关系描述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性，还是文化氛围，实际上，人们是无法走到一起的。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女孩很贫穷，一个在殖民地经受贫穷的殖民者的一个身份，却正在经历罕有的灵肉的对抗，这从很直观的角度上，过度地阐释了殖民的堕落，以及对某种本地化爱情的异化和理解。
　　
　　杜拉斯有疯狂的一面，其实这不仅不是自传，同时更不应该是自传，而且它仍将在虚构上，继续接受一种自我惩罚。肉体的欢欣和一种隐约的自我批评，使得这个欧洲少女，从一出现开始，就有着那种堕落的风情，一种伴随侵略和无所知，所产生的一种自我的迷失，确实也正象征了欧洲传统的危机。当泛着铁红色的湄公河，当老旧的船只和殖民者，在这块被她称作有着众多混血者的地方，逐一显现时，这个年轻的法国女孩，正拖着她沉重的作者意识，走过中国男人在堤岸上的巨大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