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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现代主义”的概念出发重读《阿Q正传》，也意味着从作品出发对这个批评的框架作出说明。在鲁迅作品里，说《野草》是一部“现代派”作品大概不会招致激烈的反对，在风格、意象、气质等各个方面，鲁迅的散文诗带有鲜明的、有意识的现代主义色彩。但鲁迅的小说，除《狂人日记》之外，似乎很难在形式或审美意义上归入现代主义的范畴，而在所有小说作品里，《阿Q正传》也许是离一般人头脑中的“现代派”或“现代主义”观念最远的，如果不加说明地把它同《荒原》、《芬尼根的守灵》、《城堡》或《喧嚣与愤怒》相提并论，就会遭到怀疑和拒绝。这部作品最早是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分九次连载，在1921年12月到1922年2月间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署名巴人，明显是取“下里巴人”之意，可以说它是以一部通俗的滑稽小说或文学漫画的方式亮相的，在体裁和写作手法上，更接近白话章回体小说，既没有作为现代派作品标记的变形和张力，也没有现实主义小说情节上的蓄意性和紧张感。不要说按“高峰现代派”（high modernism）的标准，就用一般的“近代小说”标准衡量，《阿Q正传》都算不上是一部结构发达、细节充实的作品。相反，它表面上那种轻松调侃的语调、松散的结构、写意式的白描、以及举例和图解式的叙事方法更像是在常识和公共舆论层面上展开的议论和讽刺，不但同“形式自律”、“语言的自我指涉”、“象征的单一体”等现代派特质相去甚远，而且同鲁迅其他小说相比，在形式创新和技巧性上似乎也没有特别的考虑。
但另一方面，没有人能否认，在鲁迅乃至所有新文学作品里面，《阿Q正传》是唯一一部达到或接近高峰现代派作品所心向往之的那种“纪念碑式的”、“自足的象征宇宙般的”、“源头性的”、“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高度，以至于能以其形象的独一无二性（singularity）同历史对峙、以自身形式的力量确立某种形而上的“世界图景”的作品。不管是否经由“现代主义”的形式中介，《阿Q正传》通过自身的阅读史已经把自己牢牢地放置在一个民族寓言的顶端，在这里，阿Q就是中国。《阿Q正传》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性质先天地来自它作为一个象征体系的内在张力和自给自足性。但如果仅仅把《阿Q正传》视为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史材料，就会同鲁迅这部文学作品的形式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失之交臂，从而限制了阅读和理解这部作品的丰富的可能性。
事实上，即便我们把《阿Q正传》当作一本国民性批判教科书来读，我们最终也必然会面对这本教科书寓言意义上的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以及如字典一般的高度的自我指涉性和下定义的权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阿Q正传》的确是一个文学的“小宇宙”，因为它自己创立了一个寓言的表意系统，一个语言指涉系统。如果小说里的人物、言论、行动等等都可以被视为这部辞典的词条的话，那么这种“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收获不应该被局限在机械地掌握或背诵个别词条的名词解释，而是应该包括这部寓言辞典的内在构成法则——它的语言学逻辑，它的编篡法、它的语言社会学基础，它的表意本体论。只有这样，我们的阅读才超越了朴素阅读的直接性，而进入到批评的文学阅读领域。在这个领域，《阿Q正传》 不但显露出自己作为文学制品的种种考虑和工艺性，也在一个剧烈的文化范式变更的关头，把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包容和吸纳在一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现代主义表意系统之内。而现代主义的形式批评，在其回应作品结构本身的要求之外，也包含了进一步解释那种历史内容的努力。
重读《阿Q正传》，必须在近代欧洲小说概念上的“形式的缺乏”和现代主义意义上的“极端的形式性”之间作出一种历史的和批评的说明。为此，我提出这样一个假设：《阿Q正传》的题材内容（subject content）既不是阿Q这个人物造型， 也不是由这个“典型人物”照亮的“典型环境”（乡村、革命的失败，等等），而是建立在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全面崩溃这样一个历史境遇中、以回应并“再现”这一历史境遇为叙事旨趣的极富现代派特色的作品。连接这一“现实的”历史文化冲突和激进的、高度自律的现代主义风格的诗学机制，是“寓言”（allegory）的表意方式。通过寓言写作，作为“内容”的中国意义世界和价值体系的瓦解被结晶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形式空间里； 通过对“名”、“言”、“行”、“传”等传统基本表意单位的游戏性安排，《阿Q正传》把现代中国的“命名”、“身份”、“认同”、“言说”、“表意”和“价值”的困境乃至不可能性，转变为小说的叙事功能（因此《阿Q正传》没有“人物”）和叙事动力（因此《阿Q正传》没有“情节”），由此把一种集体性的存在危机和意义危机转化为新文学得天独厚的真理内容（truth content）。重读《阿Q正传》有助于我们把鲁迅的写作在一个严格的批评的意义上定义为中国现代主义的起源。
正因为如此，重读《《阿Q正传》就需要通过一种严格的形式分析来把这种历史的形式化或形式的历史化过程破译出来。要把“阿Q就是中国”这句话说明白，就需要再一次打开这个文本，而打开文本并不是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形式细读；不是拿着一个工具箱，像拆瑞士钟表一样把这个文本拆开细察，由此来操演新批评、解构、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主义批评技巧。打开文本的目的是重建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重建被作品封闭起来的这种关系同我们今天的相关性。如果我们接受“阿Q就是中国”这个鲁迅阅读史留给我们的遗产，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如何借助现代主义和现代性问题的批评中介，借助重读鲁迅，把一个貌不惊人的寓言故事的写作手法同“什么是中国”、“现代中国的表意系统如何可能”这样大得不能再大的问题重新勾连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现代主义”就不能再依赖于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学和审美“新潮”翻译介绍进来的种种意象性、风格化、形式创新、深度隐喻、叙事断裂和跳跃、意识流写作、元虚构等等的集合；也不能仅仅停留在90年代以来对所谓“现代性”问题所作的相对来说更为历史化和学术化的理解——比如在经济、技术、制度等方面所作的介绍；而是采用一个广义的历史概念和理论概念。新文学语境里的“现代主义”，不应该是欧美“高峰现代派”（high modernism）的苍白模仿或微弱回声，或是在几个西化的孤岛上生成的感官印象的文艺版（如半殖民地上海的所谓“文学现代性”），而是“内在化”这种外在的现代性条件、审美前提和技术可能性的一系列集体性的、系统性的努力。在这种内在化过程中，一种新的现代性经验和审美可能性出现了，它们标志了一种新的历史主体和文化主体的到场。
构成这种主体性内在空间的，不仅仅是对现代性一般历史条件（近代科学和近代物质文明；竞争和“进化”；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等等）知性上的承认和接受；更关键或更“内在”的是对这种外在或“客观”条件主观上的激烈的“克服”。这种“克服”往往包含以下几个共时性的步骤：首先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境况的痛苦体验，即对于作为文明体系的中国的失败之切身感受；其次，是这种失败体验所导致的对于中国历史的“现代”批判和悬置，这既包含以一个乌托邦式的“新”的概念取代“旧”的现代意志，也包含对传统文化体制和价值系统进行全面批判的“偶像破坏”的意志，它们共同的效果是以“未来”之名，为中国的“现在”扫清历史的重负和障碍，为此不惜全盘否定过去，借助一种尼采式的“积极的遗忘”[ii]，把过去变成一种寓言的形而上图景（比如鲁迅的“狂人”在历史书的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由此反照出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在非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实践中，虽然不能排除以“新”的现实为经验内容的正面意义的现代主义写作的可能性，但这种正面的或“实证的”现代主义写作，同负面的、否定的、寓言式的现代主义实践相比，只能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换句话说，非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能量和形式创造性，更多地来自对“失败”进行寓言式的现象学重构和再现；来自把对传统的（前现代）形而上学批判转化为现代的形式强度和审美自由的诗学机制。这是“克服”的第三层含义。
从这几层含义着眼，《阿Q正传》都不失为鲁迅前期创作的集大成者和寓言写作的典范。这种典范性不应该被局限在常规的“内容”层面，因为在一般所谓“思想性”意义上，这部作品并没有超出“五四”启蒙主义否定传统和国民性批判的范围。但《阿Q正传》的文学性强度和特殊的寓言构造，却在形式或“审美判断”的层面上展开了一个更为丰富、广阔的思想空间。如果我们把《阿Q正传》视作中国传统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瓦解的寓言，我们就能在作品特殊的诗的强度和作者表意活动的高度创造性里，把“传统中国”的自我瓦解和“现代中国”从寓言中的诞生放在同一个历史叙事和批评实践中考虑，而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使两者都受制于一种武断的外在标准和逻辑，比如种种“现代文明”、“普世价值”或“文学本身”的标准。正是在《阿Q正传》这样的寓言作品里，作为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的“旧中国”以其内在的自我瓦解，为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伦理、新的审美和新的“人”的概念扫清了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最基本、最关键的意义上，《阿Q正传》的形式才变成批评意识的焦点，它的“现代主义”重读才具有超越形式批评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政治意义。
由此可见，尽管非西方现代主义同西方经典现代主义一样，从经验世界的冲突和震惊中获得自身的形式创意；但非西方现代主义的经验对象（一个被形而上学化、图景化的“传统”）和“震惊”来源（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失败”），决定了它风格实质的独特性和特有的强度。更具体的说，非西方现在主义不但面对内在于一般的现代性体验的“历史的震惊”，更要面对竹内好所谓“欧洲一步步地前进，东洋则一步步地后退。这个后退是伴随着抵抗的后退”这个意义上的“文明的震惊”。[iii]这种“震惊”的双重构造，决定了非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和审美层面上的特殊逻辑，也决定了它需要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取向来“打开文本”。
二
《阿Q正传》看似结构松散，像微型的传统章回体小说和欧洲近代流浪汉小说漫不经心的结合，但细读就会发现，它又是鲁迅所有作品中完整性和人工性最高的作品之一。考虑到它首先是在报纸上连载，它的内在形式考虑就更引人注目了。报刊连载对作品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即每一部分都需要相对独立成篇，在基本的人物、事件、情节发展和道德寓意上都要有所成就、相对完整。前面我指出《阿Q正传》其实是一个没有人物、没有情节、甚至没有事件的寓言结构，这无疑给小说的设计带来了非常苛刻的限制。同时，由于连载的每一个部分相对成篇，一开始出现时缺少作品整体框架的支持和援助，它就必须直接同意想的读者（the implied reader）取得相当程度的默契；甚至可以说，这种连载的形式预先设定了寓言同寓言的“听众”之间的某种阐释的循环，并遵循着某种不言自明的文学接受的逻辑或期待。
前面所说《阿Q正传》同某种“公共舆论”的呼应关系，一定程度上给这部作品带来了鲁迅其他作品所没有的“表演性”（这与后期《故事新编》里面一些篇目的戏虐性有质的不同）。可以想象，《阿Q正传》的连载是在某种“剧场效应”中展开和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表演者”的作者不断得到观众/读者的掌声和喝彩。这种想象性的戏剧空间，有助于帮助读者理解《阿Q正传》内在的“时空整一性”和它外部接受的集体性——《阿Q正传》虽然貌似一出滑稽独角戏，但实际上它的背景不是江南水乡社戏的草台和灯火，而是一个唱诗班和一个半圆形露天剧场。这个文学剧场的情景与其说像希腊悲剧，不如说像现代审判。而所有读《阿Q正传》人，事实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陪审团的一员。
审判席上的被告名叫“阿Q”，但公开的秘密早已不胫而走：那个姓名、籍贯、形状都无法弄清的被告，那个马上要被枪毙，却还不知道喊救命的家伙，就是中国本身。这既是一场文化的审判，也是一场自然的审判。而《阿Q正传》的行文风格忽而像某种法庭告示的喜剧，忽而又像是某种“使徒传”或“游侠列传”的闹剧版。在这里，没有写实主义意义上的叙事设计和观念性，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简短的、没头没脑的逸闻趣事、小道消息。这些高度简略的故事假设了某种接受情境和受众的默契，这既是公共领域里秘密流传的政治笑话的情境，也是小群体、小圈子里讲笑话、“编段子”的情境。所以《阿Q正传》可以说在情节上没有任何令人意外之处，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情节，因为所有的“故事”不仅仅是似曾相识，而且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事例；把它们以寓言的方式再讲一遍，只是通过一种具有表演性的重复，进一步确证寓言阅读共同体的存在。
因此小说所有发生的事情本身都不具有常规意义上的叙事价值，而更像是法庭上出具的一系列证词，或供医生诊断所用的病理记录。这反过来说明为什么在《阿Q正传》里，事件的编排是纯线性的，一件接一件，像相声演员一个接着一个地“抖包袱”，几乎没有结构可言；语言文字也似乎对“表现力”和“戏剧性”之类的文学标记毫无兴趣，而只是高度程式化、高度“象征性”的，带有民间戏剧的脸谱化倾向。《阿Q正传》通篇好像只是一系列“奇闻逸事”的罗列，一切“意义”或“教训”都好像是预先确定好的，而它的喜剧性正来自于这种可预料性：一切都只能如此，必然如此；一切都如此合乎逻辑；一切都在重复，阿Q的喜剧性在于他没有记性，没有记忆，既没有基于经验观察的反思能力，也没有基于内心活动的反思能力，因此阿Q没有改变的可能，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正如在特定的语言系统里，一个词的意义和功能是固定的，因为它来自它的结构功能，而不是它的使用情境。一切都是可笑的，滑稽的，但对于笑不起来的读者来说，一切都变成了寓言。
《阿Q正传》内在的完整性、质密性和寓意的强度本应是读者在阅读中最先感受到的东西，但由于寓言故事结构本身的破碎性、孤立性、却被一系列“故事”或“逸事”的可传达性所掩盖。《阿Q正传》无疑是所有鲁迅作品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部，不夸张地讲，所有读过书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些关于阿Q的事情，比如“精神胜利法”；“不许姓赵”；“假洋鬼子”；同吴妈的“恋爱的悲剧”；秀才娘子的床；同小D打架；等等。可以说阿Q仍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仍活在我们的心中。但这种对于奇闻逸事的熟悉往往会妨碍我们对文本的分析理解，因为它以一个虚假的、没有内容的阿Q形象阻断了细读（close-reading）的通道，阻断了批评的本能。这种阅读习惯使《阿Q正传》变成了一本还没有打开就已经被合上的书。
所以重读《阿Q正传》，第一步就是从这个有关阿Q的种种形象和伪影像里挣脱出来，这是一种必须的阅读和批评的再陌生化过程。为此我愿意断言，阿Q不是一个形象，不是一个人物，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概念——一个由特殊的文学形式生产出来的寓言概念。寓言的表意手法使得这个概念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它最终带有概念的明确性、整体性、严格性和逻辑性。任何把阿Q作为“形象”来把握的阅读，都注定是模糊的、离题的。因此，当我们重读《阿Q正传》时，我们要问的不是“阿Q是谁？”，而是“阿Q”这个符号或观念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符号系统、表意系统和价值系统？它是怎样被这个系统生产出来的，而它的产生又显示了系统内部怎样的秩序、危机和混乱？这种生产过程如何被纳入文学再现的领域，从把某种历史性的真实带入了寓言的世界？
重读《阿Q正传》，首先要坚持阿Q是一个符号，一个被符号系统规定的“能指”（signifier），它是被一个特定的语言世界和象征秩序所支配和制造出来的。无论阿Q做什么、说什么，都是由这个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预先决定的。更准确地讲，阿Q是这个结构的剩余物，它由这个系统生产出来，但这个系统又无法安置它；也就是说，它在这个系统里找不到安身之处，没有身份，没有用处，是一种残余、废料、象人体内的一个活性电子，或电脑软件里面一个没有用的程序，或一个设计上的漏洞，甚至是一个病毒，虽然已经被系统删除了，可是它仍存在于系统的深处。在认识论意义上，阿Q就是鲁迅在业已崩溃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里面发现的一个怪胎，一个游魂，一个剩余物，一个鬼影。但正是这种剩余物最淋漓尽致地把它所赖以存在的系统的弊病揭示了出来。在叙事学意义上，阿Q是鲁迅这个程序员植入到“未庄”这个小世界和“传统”这个大世界里的一个系统病毒。通过描述这个病毒的活动方式和“心理活动”，鲁迅从根本上，也就是说在寓言的意义上，再现了“中国”这个意义系统的全面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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