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地图的发现(续)》，一打开，阅读的感觉就有了。杨浪是一个资深媒体人。地图收藏是其业余爱好，从军营到传媒几十年不辍，已经收藏了五千余幅各类地图，尤以各年代军用地图为主。我觉得，像这样玩出来的研究成果，文字气定神闲，不功利，不急躁，有趣味。

　　《地图的发现》通过地图来写历史，写军事，写人，写事。分析了北京城内为什么没有河，考证了中印边界问题，荆轲刺秦时手持的地图，日军侵华的军用地图、苏德战争的地图、粟裕指挥孟良崮战役时用的地图……既长知识，又有趣味。

　　作为续集，杨浪继续“以随笔方式，散乱而且随意地述说着搜藏地图者在地图上所发现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信息”。我觉得这本谈地图的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反映北京历史沧桑的地图，一种是反映军事地理的老地图。杨浪收藏的北京老地图，多为20世纪上半叶的，像天桥、菜市口、朝阳门、百万庄、西单等地名，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几代人的成长记忆，由一个地名完成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在地名中挖掘出历史的碎片，破译地理的人文密码。

　　读《寻找“龚教官”——民国初年陆军大学的军事地理教育》、《中国人对彬马那刻骨铭心》等篇章，发黄的地图将我们拉到历史的场景中，让我们凝视那些被忽略和遗忘的人与事。民国初年石印的《兵要地理》是防外国入侵的军校教材，在地图上署名的“龚教官”是何许人？杨浪加以考证和考释，带出民国初年的军事教育，折射当年的时局。彬马那与中国人有什么联系？原来这个地方是二战时中国军队进发之地。1942年，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开赴平满纳(彬马那)，与美国盟军组织“平满纳会战”，然而“平满纳会战”夭折，导致4万官兵遗骨缅甸野人山。

　　翻阅《地图的发现(续)》，自然会想起20世纪著名的学者与历史地理学，且不说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等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史学家都关心中国的版图和军事，外族入侵的国情使然。抗战初期，钱穆看到日军侵华的路线，就断定日本军方有人精研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后来果然证实了。20世纪30年代，陈垣和陈寅恪等都为日本历史学家对中国地理研究的精深而深以为耻，今天，我们觉得同样高兴不起来。我希望，像《地图的发现》这样普及历史地理学的文化读本，能引起更多读者和学者的关注，不仅有人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也要研究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地理。

　　西南联大的历史系教授皮名举，授西洋通史课，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就是画地图。汪曾祺交了一张自己画的马其顿王国地图。皮名举在他的作业上批了两句话：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何兆武非常欣赏皮名举的这种教学方式：“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具体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别的老师再要求过。”假如有教授历史和地理的教师，碰巧也读过杨浪的《地图的发现》，不妨学学皮名举先生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