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热衷的“大事件”。早在1994年，钱理群等学者就曾发出“现代文学必须经典化”的强烈呼吁。如今，20个年头虽已倏然过去，所谓的现代文学经典却始终停留于争议阶段，非但未有取得共识，反而呈现出愈发焦虑的趋势。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即是，在现代文学经典尚无定论的今天，部分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又纷纷将目光聚焦于当代文学，忙不失迭对其进行类似于现代文学经典化的阐述与建构。前些时候，文学评论家吴义勤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当代文学出现评价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经典化的滞后。他说：“把经典的命名权推给时间和后人，这使得对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确认，成了被悬置的问题。”

几乎同一时间，学者程光炜在其《当代文学中的“鲁郭茅巴老曹”》一文中，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之于当代文学经典的看法：“对当代文学六十年，至少在我个人对‘后三十年’文学的评价中，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和余华的文学成就，已经具有了经典作家的意义。即使在1917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他们的成就似乎也不应该被认为逊于已经被广泛认可的‘鲁郭茅巴老曹’”。从程光炜这段话中，我读出了两层意思：一是贾平凹、莫言、王安忆和余华可被认定为当代经典作家；二是认定参照的标准，乃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我对“鲁郭茅巴老曹”的评价及对当代文学的判断，与上述看法有所差异。总体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学十分泛滥而经典却极度匮乏的时代。

一、文学经典背后的意识形态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受此影响，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充当着政治宣传的工具。在此背景下，“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作家地位逐步得以确立。显然，“鲁郭茅巴老曹”这一排序的生成，折射的是1949年后某个时期内，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现代文学经典的选择性建构。对此，程光炜教授还曾撰写《“鲁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为“经典”的》一文，文中指出：“鲁郭茅巴老曹”是经过文学史精心策划和“型构”的一个文学经典。故而，“鲁郭茅巴老曹”的命名与排序，并非传统文学意义上写作水平的高下，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渗透。

观照20世纪文学史，不难发现以下事实：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与重构，确乎离不开特定的时代、人群、环境，以及特定的意识形态。还以“鲁郭茅巴老曹”为例。被确立为经典作家后，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与1949年前竟然有着天壤之别，不禁令人唏嘘无比。譬如，其中的老舍先生，曾被誉为深受大众喜爱的“人民艺术家”。1949年后，他却站在时代和政治的立场上，全盘否定自己那些在现代文学史上早已形成定论的作品，并十分匆忙地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其进行修改；曹禺，这位23岁就写出《雷雨》的天才剧作家，却在39岁之后直到他去世的47年间，再没能写出一部令他和观众满意的作品。而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震撼力、最发人深省的例子，当数郭沫若了。他曾在1966年的一次会议上说过一句名言：“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一句话，就彻底颠覆了自己昔日一代“文学巨匠”的声名。

近年来，学术界在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多次解构与重构中，亦形成迥然有别的各种文学经典版本：有将鲁迅与胡适平起平坐的；有将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穆旦、曹禺相提并论的；有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艾青、姚雪垠一视同仁的；有评选20世纪九位小说“大师”，将金庸排列第四，而将茅盾剔除在外的；还有编辑出版“世纪文学60家”书系，将贾平凹排在巴金、曹禺、郭沫若、钱钟书之前名列第六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此，我想起了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关于经典的看法：“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不是由批评家、学术界或政治家来决定的。作家、艺术家、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性，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所以，随着时代变迁和意识形态变化，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鲁郭茅巴老曹”这一文学经典，亦会遭遇不断被解构乃至重构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无法被列入此阵营的其他作家，写出漂亮文字及深刻作品的大有存在。譬如，在学者夏志清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至少还有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张天翼等作家深受他青睐。换句话说，“鲁郭茅巴老曹”不过只是一种客观的文学存在，尽管曾贵为经典，却并不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

二、中国当代文学有无经典？

若仅从文学史书写角度予以探讨，我能理解吴义勤、程光炜等先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呼吁和推动。但是，必须看到，文学经典的形成毕竟不是“此时的事物”，中国当代文学有无经典，亦非经典化就能化出来的。评论家王彬彬就说过，只有那些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才有可能经典化。“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非常好，非常妥帖，富有文学意味，才是好作品。按这个标准，当今很多作家的作品，都还达不到优秀。”这足以引起我们的作家深思。

客观地说，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的现实处境并不乐观。一方面，从事文学写作的人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激情越写越多，互联网的兴起更让文学几成泛滥之势，但面对时代的复杂与斑驳、荒诞和疼痛，多数作家却“自愿放弃心灵对某种真实的探求，不去主动让灵魂抵达社会现实的最内部，抵达人的最真实的内心”，而是选择和市场同流，与世俗合污，以致出现“回避崇高，情感缺失，以量代质，近亲繁殖，跟风炒作，权力寻租，解构经典，闭门造车，技术崇拜，政绩工程”的恶俗景象。因此，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好作品仍然匮乏；另一方面，耐着性子阅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在当下许多人的阅读生活中，成功学、厚黑学、养生学类读物占据了主流，即使涉及文学，也基本局限于玄幻、盗墓、官场、职场为主题的类型文学。一言以蔽之：“务实性”成为时尚，“娱乐化”成为流行。所以，有论者认为，我们今天有小说、诗歌、散文等等，但是却鲜有文学，文学的本身存在方式被连根拔起，不再从其历史的土壤中汲取任何的营养，不再有存在的任何新发现，文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停滞了，而依其惯性产生出来的只是非艺术性的文字作品而已。如此情形，敢问经典何在？

近日，当读到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一文时，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及前景再次表示忧虑。哈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按照这个定义，哈金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完成，也不会写成。果若如此，那么，谁是或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

三、如何看待文学经典？

不可否认，真正的文学经典，对于社会大众有着极强的精神引领作用。但究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沉淀为经典？作为读者，亦或作为批评家，又该如何看待文学经典？

也许，文学写作的特殊性，导致评定文学经典的标准难以统一和固化，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唯有经过岁月淘洗和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才能成为经典。或者换个角度，借布鲁姆的话来说，“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文学经典如果有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就在于不同时代的读者，愿意对其进行反复阅读和阐释。而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在于它既塑造了经典的人物形象，譬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祥林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和高老头；又积淀了丰富的思想，譬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还体现了独特的审美追求，譬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刚去世不久的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从而达到文学性、思想性和审美性的完美统一。

正是通过不断地阅读文学经典，德国诗人歌德和美国作家海明威后来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才悉心体悟到，任何一个认真的当代作家，都不是同自己的同辈人竞争，而是同古代的伟大人物和死去的优秀人物一决高下。美国作家爱默生亦曾说过：“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由此，我们当然可以想象，某个中国当代优秀作家及其作品将来会成为经典作家作品，但恰如布鲁姆所说，批评家并不能造就经典之作，“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着，莫不如是。倘若没有足够的耐心，难免会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