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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早的《历史不再徘徊》、《交锋》、到《变化》、《联想风云》、《中国的新革命》等等读者耳熟能详的书名，凌志军创造了中国图书出版史上的奇迹。迄今为止，他的九本著作（两本与马立诚合作）本本畅销，而他本人也因为在时政、经济、教育、企业史内纵横捭阖、大气磅礴的书写，被誉为“中国的曼彻斯特”。
如果说，一本书的畅销有着诸多偶然因素，那么，所有著作全部畅销，则与写作者的思想、视角、情怀、品格和操作手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在这些方面，凌志军显示出了其过人的素质，显示出一个时代风云记录者所具备的宏大视野和犀利的穿透力。在他笔下，历史的脉搏清晰可闻，其跳动中融合着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历史学家素来以太史公的追求为己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凌志军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家，但这并不妨碍其写作保持着这种特性。在有坚实的事实为基础的情况下，他从不含含糊糊，惮于下结论。他的第一本著作《历史不再徘徊》副标题是“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人民公社的纪实著作，在这部耗时7年完成的著作中，凌志军以人民公社27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为核心，记录了人民公社的产生、发展到终结的过程，描绘了人民公社史上的各种人物，并通过农村历史透视当代中国的历史，以农村的改革透视社会主义运动的改革。最早在安徽推动包产到户的万里曾经谈到过关于《历史不再徘徊》的争论。他在接见凌志军时说：“这本书写得好。写的是历史，材料真实充实，从中可以看到农村一系列‘左’的政策及其严重恶果。‘左’的危害对社会主义革命、对共产党太严重了。这样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共产党’，人民怎能真正拥护？”他还说：“人民公社的书，好像过去还没有看到谁写。这本书实际上写的就是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失败。有人说‘失败’二字不好，不赞成用‘失败’。我看‘失败’这两个字用得好，这是事实，而且是历史的结论。”相对于一些专业的当代史研究者，凌志军的结论更为明晰和清楚，显示出一个写作者的责任感和独立品格。
对于社会脉搏和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是凌志军著作大行其道的另一重要因素。由于多年的新闻从业经验以及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凌志军身上保持着记者的敏感和思想的穿透力，他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观察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度，并由此为出发点，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走向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凌志军与马立诚合作的《交锋》，是对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的实录。在书中，凌志军对于1995年到1997年上半年间流传于海内外的四份质疑改革开放的“万言书”进行了批判，由此在1998年引来了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著作权官司。最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8月24日作出终审判决，凌志军与马立诚胜诉。其后，凌志军推出了《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和《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后者在2003年“两会”期间，与会代表人手一本。而其后的《联想风云》、《中国的新革命》，都是从企业史的角度，反映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这与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对于物质生活水平追求的主题不谋而合。
在现实许可的情况下，尽量说出更多的真话，是凌志军又一可贵的品质。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凌志军一向认为，“真正的诚实就意味着：第一，不说假话；第二；说真话；第三，说出全部真话。”巴金先生晚年获得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敬仰，最主要的就是其“说真话”的勇气。由此可见，“说真话”虽然是各种新闻、历史教科书上对于从业者的基本要求，但是，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而真话要以怎样的方式说，选择怎样的时机说，说到什么程度，却体现着写作者的独具匠心和专业技巧。在父亲凌建华弥留之际，曾断断续续地对凌志军说，做……正直……诚实的记者，很难……很难。你能……能吗？这句话深刻影响了凌志军，他既避免了走父亲的老路，又探索出了自己说真话的方式。在凌志军的著作中，他的真话时而激越昂扬，时而沉潜内敛，用心的读者不难体会。自己的每一本著作都是以10倍甚至100倍的资料浓缩而成，其下力之深，也是其他的写作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凌志军曾多次说过，“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重的。”其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人很容易想起邵飘萍等一系列新闻人的楷模。和他们一样，凌志军的名字，将镌刻在中国新闻史上。他对时代的记录和描述，也将成为透视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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