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东西，说实在的，还从来没读过任何一篇，只是从师长的口中了解道，那也是一个大作家。不过还是隐约觉得，周作人与其兄鲁迅先生好像是相反的，如果鲁迅先生是文学革命家，那周作人就只好是文学反革命了；不过这隐约一直得不到证实，我也不敢妄说，说周作人是什么什么的。
　　
　　这次读陈思和先生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其中有一讲就专讲周作人的《知堂文集》，作人先生的《胜业》中的一句话让人很是震惊：野和尚登高座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
　　
　　为什么单单这句话给我特别大的惊醒呢？因为中国文人骨子里“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想法还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呢。我也一直有一种责任感，觉得自己是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似乎给我一个位子，我就可以变成乎全能力，公案破案也行，经济建设也行，军事管理也行，等等等等；只要我获得了一定位子或者说是出了名，那就应该是什么都懂，什么都可以批评了。这种想法让我面对作人先生那句话时不仅震惊，还有汗颜。
　　
　　《知堂文集》的《胜业》一篇，也成为了作人先生做人做文的分水岭了。之前作人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主要战将，其尖锐与先锋并不逊色于其兄周树人鲁迅先生；之后却保持了这样那样的沉默，就像他自己在集子里说的一样：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这样的思想，巴金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同样在自己的《随想集》里表述了一篇，可至今，仍然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或者说愿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胜业》之后，周作人从启蒙家，确切地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转变而为书斋人，这一转变就一直到死，他的一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日本统治时代他做过汉奸，国民党时代他做过囚犯，1950年以后，他是一个半囚犯，直到最后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们残酷地鞭打而死，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书斋工作，从来没有休止过。
　　
　　周作人先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平民意识，超越膜拜、走出圣殿的第一人，不论其它，他的坚持就难能可贵，值得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