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的作者沈宁，拥有一个特殊的家庭背景。他的伯父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外祖父是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陶希圣。本书叙述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名人的事迹，如蔡元培、郁达夫、杜月笙、蒋介石、胡适、陈布雷、蒋纬国等，揭示一个时代诸多人物的不同侧面。
　　
　　胡适之: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
　　
　　我的外祖父与胡适之先生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外祖父一直说自己是胡适之先生的学生。胡适之长我外祖父9岁，他在美国留完学归国做教授时，外祖父才读大学二年级。
　　
　　从外祖父自己的回忆看，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其实对胡适之并非那般景仰，没有进过胡适之的课堂，毕业之后才跟胡适之有了直接来往。但其后外祖父对胡适之的尊敬之心，保持了一生。
　　
　　北伐战争之后，胡适之和徐志摩等人创办《新月》杂志，风行一时。而外祖父当时在上海创办《社会与教育》杂志，有时撰文批判新月派文章，还甚至打过一两次笔墨官司。因此那个时期外祖父与胡适之倒经常见面了。但两人成为同事，却是1931年以后的事，而外祖父喜欢讲的有关胡适之的故事，也大多发生在他们北大同事以后。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外祖父与胡适之一起，解救“一·二九”运动被捕的学生。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骑河楼一次聚会中，有个东北大学的金先生替张学良讲话，一再说:汉卿先生见中国无法两面作战，向委员长建议抗日不反共，未为委员长接受，故有兵谏等等。胡适之听完，立刻驳斥:什么叫作兵谏，这在军纪上是犯上，是不当的。蒋委员长如有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在此之前，胡适之已经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联合名义，发电报告诫张学良:陕中之变，名为抗战，实则自坏长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天，北京大学开庆祝会，胡适之头一个上台，发表演讲。
　　
　　卢沟桥七七事变的当日，北平市长秦德纯在中南海宴请一批文人学士，有胡适之、蒋梦麟、也有外祖父，共商国是。胡适之历来为人极为厚道，确实就把那次中南海餐会上秦德纯市长所托的请相信二十九军是抗日的等话，都转告给了蒋介石，并且得到蒋介石的认同。秦托他们带口讯给蒋，是希望蒋能相信二十九军。
　　
　　几次国难当头时刻，胡适之都明确表达立场，很为外祖父所敬重。但事实上，两人之间的不同多于相同。当时胡适之做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而外祖父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后任该学院政治系主任。照外祖父自己的话说，两人虽同校，却不同专业，在治学方法和讲学精神乃至社会认识等方面，都很不一致。尽管如此，两人相处始终彬彬有礼，“各守各的分际”，我经常想外祖父所说的这句话，觉得里面意思很深。
　　
　　1947年，蒋介石在国民大会当选总统，任命翁咏霓做行政院长。1948年外祖父到北京公干，期间与胡适之先生见面，然后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胡先生有一句话，要我只能报告你一人，不能对任何人说，那就是翁咏霓不能做行政院长。我当时问他，你同翁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为什么说这话？适之先生说，蒋先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嘻地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
　　
　　有史家论及此处，言胡适之先生一贯待人极为宽容，他对多年老友做出如此评语，而且明说要转达给蒋介石，就是要敲掉翁咏霓的饭碗，于私于公，都相当严重。如果他不是对外祖父有充分了解和信任，绝对不可能如此讲。
　　
　　有趣的是，蒋介石听完我外祖父转告胡适之先生的意见之后，对外祖父说: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出来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首长名单，都由他来开，我不干涉。外祖父领命，当日下午飞返北平，见到胡适之先生，说明来意。胡适之先生忙说:那是美国大使馆和三两个教授的主张，万万做不得的。你看我这里满地书籍，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了。两人继续谈了一会，胡适之先生又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现在这部宪法，既非总统制，也非内阁制。如果我做总统，就任命蒋介石做行政院长，那么就能确定一个内阁制的宪法了。第二天胡适之先生到北京饭店回拜外祖父，外祖父晓得饭店不是谈话之地，两人再回胡府，继续谈话，最后当然胡适之先生还是不肯下南京组阁。外祖父深知胡适之先生的想法，不愿放弃独往独来的自由，也希望国家能留一两个敢独立讲话的人。于是外祖父打电话给华北区空军司令徐康良，请他派人来胡府取发给蒋介石的电报，报告胡适之先生的决定，就这样胡适之先生辞了蒋介石之邀。
　　
　　此事的前前后后，表明了胡适之先生与外祖父之间的高度信任，甚至蒋介石都能看出二人间的密切关系，所以专派外祖父去说服胡适之先生。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外祖父万分痛心，连代总统李宗仁的电话也不接，同胡适之先生和叶公超三人，去登紫金山。又过两个月，胡适之先生认为国内已无可为，决定远走美国。蒋介石获知消息后，从奉化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外祖父，转请胡适之先生赴美前到奉化去一趟。
　　
　　胡适之先生见到外祖父，说:抗战初期，我由南京往美国，你到上海来送行。今天我打算去美国，你又来送行。14年了，人还在，山河已改。外祖父讲明蒋介石的邀请，胡适之先生答:我应该去溪口拜望蒋先生。我想了一下，还是不去的好。我就是这样一直往美国去，能不能替国家出一点力？总是尽心去看着做。请你把这个意思转达蒋先生。外祖父听了，心里自是无限凄凉。过一日，胡适之先生就离开了上海，从此再没有回过大陆。
　　
　　讲到胡适之先生，外祖父的总结是: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一举一动，恰好适应这个场合，无论是演说，或是谈话，总有不失自己立场而又适应这个场合的一番意义。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者。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难上难。胡先生为人行事，立言作文，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断乎不是寻常的人可以想见和做到的。”
　　
　　杨宪益:第二名阶级
　　
　　杨宪益先生1940年英国留学归来后，就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英文系做教授，教一年级英文。我的父亲1942年进入中央大学，直接入读二年级，并没有听过杨宪益先生的课，但既是中大学生，仍然要算是杨宪益先生的学生。
　　
　　当时父亲就曾听说，杨宪益先生教课之外，还在业余时间把《儒林外史》翻译成英文，使得父亲非常地敬佩。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外文翻译工作，就一直注重把外文著作译成中文，至今似乎仍然如此。但早在抗战时期，梁实秋先生就已在开辟一个反向领域，把中文经典著作翻译成外文，介绍到世界各国去。而长于此事者，无人能出杨宪益先生之右。
　　
　　杨宪益先生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他的妹妹杨静如在中央大学英文系读书。1942年，我的母亲从昆明西南联大转学到重庆，进入中央大学，同杨静如住同一宿舍。杨静如后来到欧洲留学，归国后用笔名杨苡发表文章，成为著名作家，解放后又在南京大学外文系做教授。
　　
　　“文革”之后，杨静如阿姨同我家终于恢复了联系，可惜母亲已经不在了。杨静如阿姨听到噩耗，非常难过。虽然刚从牛棚受苦受难出来，到了北京，终于自由，吃喝不愁，同休养一般，但杨静如阿姨高兴不起来。除了没有找到我母亲的失望之外，她也受不了北京城里的那套虚伪。杨宪益先生出狱，他的夫人戴乃迭的英国家人都赶紧跑到北京来，了解杨先生的情况。一夜之间，杨宪益先生从阶下囚，摇身变成大花瓶。天天出入宾馆，高朋满座，政府官员簇拥前后，没人提杨宪益先生无辜坐牢的冤案，杨静如阿姨无辜蹲牛棚的迫害，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60年代初，父亲曾带我到杨先生家里去过几次，我记忆里，屋子里并不明亮，杨先生坐在屋角的沙发上，几乎像是蜷在里面，旁边的茶几上放了几本打开的书。他当时瘦瘦的，抽着香烟，有一点无可奈何的神情。杨夫人戴乃迭，倒是蛮高大，朗声说笑，给我们端茶送点心，很像尽职的主妇。那时期中国还与世界隔绝，北京城大街上很少见到金发碧眼的洋人。但外文局里还是可以经常遇见，外国专家局里当然外国人更多，所以我到杨宪益先生家，看见戴乃迭女士，并不觉得奇怪。而且他们夫妇两人，确实非常融洽和谐，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丝毫不让人感觉他们中间，一个是中国男人，一个是英国女人。
　　
　　父亲跟我说，他同杨宪益先生特别有话讲，是因为他们对翻译有相同的看法。几十年来，父亲一直遵从严复先生的翻译理论:信、达、雅。杨宪益先生也持同样的看法:翻译第一要义，是信，译文不能离原文太远。当然光信不达，译文没人读得懂，也不行，至于雅，那就全看译者的文化修养了，外文中译能做到雅者，已属凤毛麟角，而中文外译能做到雅的，可说杨宪益先生之后，无一来者。
　　
　　记得有一次从杨宪益先生家出来，父亲笑着对我说:他发现自己同杨先生的第二个相同之处。杨宪益先生自小在家里读私塾，直到12岁才到外面读教会学校。可是他从来不肯用功读书，每年考试都是第二名。很多人劝他，只要他稍微多用一点心，就可以考第一，可是他仍旧总考第二名，从来不去考第一名。父亲在浙江省立二中初中毕业时，是全校第二名。后来参加上海市普通教育行政人员考试，又是第二名获隽。所以父亲说，他和杨先生是第二名阶级。不过父亲说:他自己还是很用功读书，很想考第一名的，只是没有考到，不敢跟杨宪益先生比的。杨宪益先生是根本不把考第一名放在眼里，绝不肯用功去争取第一名，所以才考第二名。
　　
　　我印象里，杨宪益先生讲话声音并不高，也没有举手投足的大动作，十分沉静。可父亲说，杨宪益先生确是典型的文人，才华横溢，而且是个风流才子，与人交谈，几口酒喝下，便会海阔天空，出口成章。父亲常感叹说:杨先生这样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凤毛麟角，可惜没有逢到盛世，辜负了他的才华。
　　
　　我记得，“文革”刚结束时，有一次父亲对我说:杨宪益先生又回到《中国文学》去工作了，他竟然敢公开讲，刊物里的那些文字，包括小说、诗歌、评论、文章，全是垃圾，毫无价值。父亲说完，摇摇头，笑着补充:到底还是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