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齐奥的小说，我所读不多。《世界战争》难以忍受，写作的错乱意识不仅是作者的，同时强迫给读者，既是文本的内在坍陷，也是阅读者的负担。然而这本《乌拉尼亚》似乎好些，从它能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2006年年度小说中上榜，其对于读者来说，至少在阅读和接受上并未构成重大的障碍。然而《乌拉尼亚》还是有问题的，这几乎是克莱齐奥小说一个难以去除的毛病，它们总是在文本上有一种无法说清的内在障碍，说到底它是作者的，如果一定要准确地讲，那是作者观念上的。如果你读一下《乌拉尼亚》你一定会发现，这首先是一个放弃民族性的作品，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人物，有一种无法被限定的主体性，这个主体上的犹移不仅是身份上的，甚至是故事逻辑上的。而这正是克莱齐奥的蓄意安排，《乌拉尼亚》书写了一个研究者在一个类似墨西哥这样的地域研究时，所结识的一帮朋友，但更为核心的故事却在于他认识了一个叫拉法埃尔的小男孩，以及通过他而书写的一个叫作坎波斯的所谓的“特地”。这既是理想化的，同时又是超时空的。
　　
　　《乌拉尼亚》不是那种一个故事套上另一个故事的简单结构，两个时空现实和文本结构，有一道裂隙，从而说明这两个事件场合，实际上是硬性拼结的，坎波斯只属于幻想，杜撰，属于异化的飞地。但坎波斯拥有惟一的心理现实，那便是在它的法则内，它可怕地实现着它那独有的社会模式，或者说社区模式。当然坎坡斯是脆弱的，是一个并没有真正与外界隔绝的地方，它仅仅是坎波斯的居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甚至有点矫情的自治。可能很难有小说像《乌拉尼亚》如此丧失现实性，如此丧失主体上的明确性。当然这符合克莱齐奥旅居非洲等地的个人色彩，然而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仍然有一种对于小说文本的粗暴的改造，一种完全个人化的臆想，两个故事的拼结，并置和插入式的进出，实际上也从叙事策略上牺牲了任何一个故事本身的独立性。它是一个有些悬置的文本，它的意味可能是有引子的，如同作者自己说的乌拉尼亚被一个异化的飞地坎波斯所表达时，它凸显了一种在如今的文明体系里很难深究和表达的存在困境，假如不是一个流浪者，你很难理解还有什么生活会比坎波斯更为差强人意，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坎波斯是一种不差边际的幻想，并且它仅仅是一个社区型式的集体的粗暴的蒙昧状态，它惟一反对的便是现实，它惟一的后果便是幻想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