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结发妻子朱安是母亲鲁老夫人指定的，属于旧式包办婚姻，与鲁迅始终没有夫妻之实，即从未有过男女关系。鲁迅直到46岁之前都没有过性生活，期间只听说对“北大校花”马钰有过一段时间的好感，但也有人说那只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还有就是据说曾偷看弟媳、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洗澡（或者是听房），并最终导致兄弟俩失和分家、分道扬镳，但也有人认为那纯属无稽之谈。（不过又有一种说法，鲁迅早年于东瀛负笈留学时，曾与一日本下女厮混过。）1927年10月鲁迅与广州籍许氏女子许广平在上海正式同居，1929年生独子周海婴。

　　鲁迅在短暂的文学生涯里，创作了600余万字的文学、学术、思想着作，包括几十篇中、短篇小说，几十篇散文、散文诗、小品文、古体诗词，几百篇杂文、随笔，以及大量论着、译着，众多书信、日记等。鲁迅是一个写作态度非常严肃的作家，并无一篇专门的性爱作品；但在他的各种文字里，还是可以读到不少与性爱有关的内容的。文学大师毕竟是文学大师，描写性爱也是不同凡响，直白热烈。下面我们不妨来零零散散记录这些。

　　比如他的《狗·猫·鼠》一文，收入文集《朝花夕拾》，由狗入题，谈及作者讨厌猫、喜欢鼠的事情。其中有句话写道：“……现在是粗俗了，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不甚留心。”在鲁迅看来，婚礼是性交的广告。这其实并没用什么不对，完全是大实话。举行了婚礼，结了婚，成了正式夫妻，一对男女就可以堂堂正正睡在一起，可以发生性关系了。那结婚不就是他俩在向大家“广而告之”吗？

　　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一文里又教导青年人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这同样是大实话啊！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并无不同。

　　又如他在着名的《而已集·小杂感》里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犀利地讽刺了国人虚伪的本性，满嘴里仁义道德、慢肚子男盗女娼，成天只想着男女性事、表面上却道貌岸然，想象力停留在“脐下三寸”，境界不高，可谓低俗、恶心。

　　他的小说《祝福》里，对女主角祥林嫂被人强迫结婚、交欢，却写得很含蓄：“……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祥林嫂，你又来了。”柳妈不耐烦地看着她的脸，说，“我问你：你额角上的伤痕，不就是那时撞坏的么？”“唔唔。”她含胡地回答。“我问你：你那时怎么后来竟依了呢？”“我么？……”“你呀。我想：这总是你自己愿意了，不然……”“阿阿，你不知道他力气多么大呀。”“我不信。我不信你这么大的力气，真会拗他不过。你后来一定是自己肯了，倒推说他力气大。”“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着。”她笑了。

　　还有，一些专家考证认为，鲁迅卷帙浩繁的日记集里，提到的“濯足”就是做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我们不用再来分析，为何古人用干净的水洗线缨，却用浑浊的水来洗自己的脚？反正濯足的通俗说法就是洗脚。甚至还有人统计过，在鲁迅日记中有“濯足”的记录多达105次，其中有3次竟然是在大白天。这说明什么意思呢？给人无穷的韵味，我就不展开了。□□□□□□（此处删去105个字。）比如1932年2月16日日记：“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1元。”呵呵，大概这才是真实的鲁迅吧！当今中国的“洗脚城”、“洗脚妹”，的确与“色情场所”、“卖淫女”近似。看来，咱们的大文豪还真有超前意识啊！

　　据《中华读书报》披露，有人认为：“鲁迅的日记又不是流水账，比洗脚更重要的事他都不记，为什么要把洗脚这样的琐事记进去呢？即便要记，那也应该天天记，为什么每隔十天半月才记一次呢？难道先生十天半月才洗一次脚？为什么午休起来还要洗脚？……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濯足’乃是鲁迅性爱的隐语。”而那3次白天“濯足”，绝对是暗指鲁迅与许广平行房的记录。

　　为此，有个叫“孔祥新”的人，甚至还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曰《鲁迅有几个洗脚盆》的文章，认为：“洗脚”原本与“性趣”风马牛不相及，也许是鲁迅的发明创造，或者是鲁迅日记编辑出版者的善意道德篡改，使“洗脚”变成了“性趣”的借代和隐喻。陪伴鲁迅完成“性趣”的女人们，也自然成了鲁迅的“洗脚盆”。那么，鲁迅一生中究竟用过几个“洗脚盆”？

　　孔祥新之文例举了5个：结发妻子朱安（但她虽是鲁迅名义上的“洗脚盆”，鲁迅却从未用她“濯足”过）；弟媳羽太信子（据说她就是鲁迅早年在日本厮混过的那个下女，鲁迅希望她能一女侍二夫，但已再无可能）；三弟周建人曾在绍兴的学生、作家许钦文的四妹、19岁老家小姑娘许羡苏（鲁给许写了155封信，许回了100余封，曹聚仁在《鲁迅评传》里也谓“许羡苏是鲁迅的情人”）；鲁迅曾经的北京女师大学生、后来的正式妻子及孩子他娘、真正的“女汉子”许广平（许做鲁的“洗脚盆”大约12年，北京的2年是秘密“濯足”，上海的10年是公开“濯足”）；中国文学爱好者、来自日本的歌妓山本初枝，据说是日本军部派遣的文化特务之一（上海内山书店是他俩幽会的地点，1932年山本回国，鲁迅与之通信100余封）；东北着名女作家萧红，双方见面后走动频繁，开始书信交往并打情骂俏（1942年萧红因病重住入香港玛丽医院，有记者采访其丈夫端木蕻良后写道：“初，我问他，鲁迅是不是很爱萧红？他和蔼地说，是吧！你看她对他的房间充满了感情。后来我又问他，为什么萧红不爱鲁迅先生？他讥诮着说，鲁迅先生勤于写杂文，体力不支，无法进行房事等活动。我想他是一代鸿儒，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由得暗笑起来。如此想来，萧红无论如何是爱戴鲁迅，真是也只是精神之爱啦”）。

　　对孔祥新的文章，亦有很多人表示异议，认为太过谬误，牵强附会、断章取义、小题大做，甚至是诋毁、造谣伟人。而笔者诧异的是，孔祥新一文为何只例举了5人，却唯独没有“北大校花”马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