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现代舞编舞家于1987年在广州登场，促成这件事实的最重要人物，是时任广东舞蹈学校校长的杨美琦。杨美琦在文革期间学习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后从事民间舞蹈研究，曾经参加编写北京舞蹈学院民间舞教材，对中国民族舞蹈有深湛认识。不过，当她在1985年出任广东舞蹈学校校长时，需要细心思考如何推动舞蹈教育，却发现中国的舞蹈教育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学生们只知道在动作上模仿老师，而老师也只懂用同一套模式去训练学生，最后学生们变成千篇一律，缺乏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要如何培训学生，才可以让学生们获得艺术上最重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呢？

杨美琦带着疑问，在1985年造访苏联，参观了许多俄罗斯芭蕾教学法，却找不到答案。然后在1986年，她接获美国亚洲文化基金会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一个月的考察，期间参观了许多现代舞课，发现每一位老师的教学都有不同风格，为之大开眼界。行程最后一周，杨美琦访问了美国北卡洛林纳州的美国舞蹈节，有机会跟舞蹈节主席查理斯·赖恩赫特Charles Reinhart详细交流，并获赖恩赫特的支持，准备在1987年于广东舞蹈学校建立一个四年制的现代舞专业班，正式开启中国的现代舞大业。

虽然杨美琦获得美国方面的支持，本身又是一校之长，可要在传统的建制里设立现代舞班，还不是一件由她说了算的事。杨美琦在1986年底打报告给广东省文化厅，却在1987年2月被告知不获批准建立现代舞班；她急了，一个人跑到时任文化厅长唐瑜的办公室，百般哀求，甚至以死要挟。唐瑜厅长是位谦谦君子，一方面了解国家对现代舞的‘容许但不鼓励’政策，另方面也深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权衡下决定力排众议，并在自己名下的财务预算中，拨出专门款项以支持杨美琦的现代舞班。

1987年中，杨美琦在全国各地招收现代舞大专生，名额二十人，目标是那些正规舞蹈学校毕业并有专业基础的年青舞者。不过当时的中国舞者，大都只听过现代舞的名字，可并不清楚舞蹈的形式和内容，还需要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介绍和解释。1987年9月，现代舞大专班正式开始，二十位年轻人从全国各地包括西安、南京、大连、昆明、沈阳、上海和北京而来，其中大部分是专业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却辞退了国家编制，甚至放弃了户籍。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这么大胆，在完全不认识现代舞的情况下，便跑来广州。他们中有些比较诚实的，告诉我：到现代舞班来，有可能入籍广州啊！虽然如此，他们还跟我说：从小跳民族舞，都腻了，虽然不知道现代舞是什么，但总是新东西，趁着年青，值得试一试！

全国第一个现代舞班，在艰难获得广东省文化厅的支持后，得以开设，但开设后又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师资问题。美国舞蹈节答应每年派遣两位老师前来中国，可每位老师只能停留一到两个月不等，那其他时间如何呢？真是愁死人。为了增加师资力量，杨美琦邀请许多国际现代舞蹈家，包括江青、王仁璐、胡善佳Carl Warlz等担任现代舞班的顾问，帮忙物色和邀请合资格的老师前来广州，以填补美国老师不在时的空挡。而我身处香港，离广州比较近，可以随传随到地到广州客串现代舞班的导师，因此也被邀成为顾问之列。我在1987年9月7日早上为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班开始了第一阶段课程，一周后，美国舞蹈节派送的第一位老师莎拉·史塔克豪斯Sarah Stackhouse抵达广州，然后是商如碧Ruby Shang、斯杜阿特·候德斯Stuart Hodes、露芙·所罗门Ruth Solomon等美国舞蹈家先后来到中国，为第一代中国年青现代舞者们带来风格各异的舞蹈训练。

现代舞班的另一困难，便是经费条件上的不足。杨美琦作为广东舞蹈学校的校长，对设立现代舞班抱有极大热情，可她身边的学校老师员工们，在‘容许但不鼓励’的信念下，认同并支持她的，却只有寥寥数人。杨美琦通过万难，排除了种种人事和制度上的障碍，赢来在体制中建立现代舞班的机会，却又要在资源分配上大伤脑筋。现代舞班是大专课程，应该有相应的设备如教室、宿舍、资料馆等的投入，但广东舞蹈学校只是中专，条件没有达到大专设备的要求。现代舞班的学员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年青人，却被安排住在学校边缘搭建的临时宿舍，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广州春夏期间，湿热多虫，附近杂草丛生，蚊子长得有半个手掌般大。每天上课，看见学生们腿臂甚至全身都冒着红肿大泡，我实在不忍心，只能在香港带来一瓶一瓶的蚊怕水给他们，聊胜于无吧！有时大家闲聊，学员们开玩笑说：怎么会被骗来学现代舞呢？原来学现代舞是要受这般苦的！不过，也可能因为苦，大家都憋着一股子劲，非要把现代舞给学好。广东现代舞班里的学生，是我曾经见过最刻苦的舞者！

其实，现代舞班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来自国内越来越严峻的政治情势，和颠簸的中美外交关系。中国自1980年以来，改革势头太猛，触动了传统保守势力的反弹。1987年现代舞班成立，同年出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右倾运动，每当聚会领导发言，提及坚持集体社会主义路线，反对崇洋媚外时，全场眼光都会齐刷刷地转向现代舞班的代表，差点没有把现代舞班看成是卖国集团。1989年6月，中国的政治运动达到最高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掉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谷底，广东舞蹈学校和美国舞蹈节的合作，面临巨大考验，其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美国老师被迫停止到广州授课，而广东现代舞班便只能自力更生。我在1989年6月5日从香港乘船到广州授课，路上一个游客都没有，旅馆也是空荡荡的。我对现代舞班的学生们说，不要理会外面的世界，我们只管跳好自己的舞蹈。结果我和现代舞班的学生们用三周时间，不管日夜地编创了一整台名为《都市浪漫》的节目；节目的形式和内容，固然让广东省的官员看得直皱眉头，也不会获得美国舞蹈家的法眼垂青。可是，大概因为当时社会的环境气氛过度压抑，官员们希望看见民间有点生气，加上我这个来自殖民地的编舞家，要给点面子，节目竟然奇迹地通过审查，并于7月初的广州友谊剧院演出三场，全部爆满，然后接获全国各地的邀请巡演，为现代舞班的继续，打入一份强心剂。也大概是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跟广东的现代舞，建立了一份难以言喻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