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日的某一天，前清举人刘大鹏在山西晋祠游览，无意中看到一群青年学生。他注意到他们的发型和衣着：女学生们都剪了发，穿着短裙，男生则穿着短裤。周围古木森森，祠堂庙宇静默肃穆，只有学生们赤着足在水边嬉闹。当他晚间回到赤桥村家中，回思这一幕，不禁以大不以为然的口吻记道：“出了永泰亨入于祠下，见旅行之学生纷纷乱窜水边，男女学生皆系赤腿穿一裤衩子，膝之上下全行败露，观之甚不雅致。”

这段日记写在草纸上，因为他已经近乎一贫如洗，买不起好纸。他想方设法搜罗一切可用的纸张，例如草纸，单面的旧报纸和讣告，药店的广告单，还算平整的香烟纸，等等。到1942年去世，他留下两百多卷《退想斋日记》。只是他既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这些日记自然生前难以出版，死后亦寂寂无名。历史固然不仅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但几时又曾对普通人青眼相加？

刘大鹏从未料到的是，大半个世纪后，会有一名叫作沈艾娣的外国学者，从头到尾阅读他的日记，对他的经历寄予深切之同情。其结果是一本以他别号命名的传记，叫做《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

沈艾娣研究中国近代史，任教于牛津。她的着作以文辞优美着称，这本《梦醒子》便是学术书中少见的畅销书。在序言中，她写道：“中国和西方的高中教科书都倾向于将现代化描述成向美好生活持续迈进的工程。我希望……能想到这些遭遇进步之苦的人——个人、家庭、地方，甚至或许是整个的中国乡村人口。”

主流观念赞扬科举制的废除，但对于刘大鹏这样的人来说，他不仅永远失去了实现儒家教育设定的目标——国家管理精英的机会，也在现实层面失去了私塾的教职。新政府推行现代化，大举征税，乡村日渐凋敝，大部分村庄都无力兴建学校，与全省竞争。对乡村子弟来说，在新制度中成功，似乎比在科举制中更为艰难。

《飘》中的巴特勒船长有句名言：真正发大财的时代只有两个，一个是国家正在建设的时代，一个是国家正在毁坏的时代。接受传统教育的儒生显然并非冒险家。从乡村教师，到失去教职经商为生，最后每况愈下，高龄仍须亲自务农为生，刘大鹏是一个在新旧转折中受损的人。高亢的进步之声很少关注这些昨日世界里被遗忘的人。如果没有史家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去挖掘，这些低袅悲音终将消失无闻。其丰富的生活世界，将以一个被科举制“毒害”终身的平板形象定格。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确实是非常优秀的着作。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本文开始那一幕，得出的结论或许别有意味。如果当时在濯足的一个女学生，无意中也看到了刘大鹏，也读懂了他紧锁眉头上的不赞同，她会怎么想？如果她恰巧也有记日记的习惯，她会如何记录这段偶遇？或许她会轻轻批判“封建落后”，或许会感慨“变制度易，变人心难”，或许甚至她自己也有一个顽固的祖父，身处一个将所有变化视作有悖道德的大家庭，不禁痛斥“孝道”是如何像酱缸一样令年轻的生命窒息。

不难想象，当史家们得到她留下来的日记，寄予“同情之理解”，写出的着作很可能会是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基调。正因此，后现代史学理论反对统一的叙事和统一的解释。或许正如薛定谔那只着名的猫，不同的世界，因为不同的观测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