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有一段张飞“鞭打督邮”的故事。

说的是刘备因“剿贼”有功，被朝廷委以安喜县县尉的职位。但时隔不久，朝廷却发下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刘备也（疑）在遣散之列。当负责此差事的督邮到达安喜县的时候，因向刘备索贿不成，就指使县吏陷害刘备，县吏不从，结果被督邮绑了拷打。就在这时，恰好张飞路过，一怒之下，将督邮扯出馆驿，用柳条鞭打两腿二百有余。后来刘备及时赶来，才救下督邮，兄弟三人罢官离去。

这一段在小说中篇幅不长，写得却极为精彩。寥寥数语，就把督邮的丑恶嘴脸和张飞的勇猛形象展现于读者面前。从来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三国演义》这般据“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古典名着，竟也未能超然事外。但应当十分肯定的是，“鞭打督邮”确有其事，并非虚构。只不过，打人者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据史书记载：刘备因不满督邮索贿，愤怒之下，将其一顿鞭打，而后弃官出走。

同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呢？我想这不应该是作者的一时疏漏或笔误，而是作者在有意向我们隐瞒着什么。尽管刻意如此，但透过笔端，我们仍能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张飞不可能独自行动。据小说中介绍，兄弟三人到安喜县上任之后，刘备与“关、张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如玄德在人稠广坐，关、张侍立，终日不倦。”既然兄弟三人同进同出，形影不离，出现张飞独自一人鞭打督邮的情形就显得不合常理、令人费解了。再者，如小说所言，鞭打督邮之前，是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上马从馆驿前经过”，才偶然碰到督邮逼迫县吏的情景。如此描写，看似是为刘备开脱。仔细琢磨，却更加让人疑惑，上级领导前来考察人事工作，刘备（疑在遣散之列）自然如坐针毡，惶恐不安。而张飞，不是陪在大哥身边以壮胆气，怎么还会独自出去喝闷酒呢。

其次，张飞也没有这个胆量。如此说，并不是说张飞胆小怕事，而是张飞一向敬畏权力。这一点，完全符合张飞一贯“敬君子、轻小人”的脾气秉性。在整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也只有关羽不畏强权、敢于“犯上”，而张飞却是以“鞭打士卒”而闻名的。实际上，这种说法在督邮刚到安喜县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督邮至县，玄德出廓迎接，见督邮到，慌忙下马施礼。”而督邮“惟微以鞭指答”。见此情形，关羽和张飞虽然“气填胸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这就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那就是一向犯上的关羽且不敢轻易造次，更何况是张飞独自一人呢。

上述两者，实际已经道出了“鞭打督邮”的真相，那么作者为什么还要煞费苦心地移花接木、刻意隐瞒呢？我想，这应该与作者写作的整体布局和人物定位有关。

一是为了维护刘备的“仁德”形象。在《三国演义》通篇之中，作者都是把刘备当作一个“忠厚长者”来写的。既然塑造的是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那就应该是有礼有节，进退有度，怎么可能会为了区区一个县尉之职，不顾形象、殴打朝廷命官呢。

二是为了突出张飞的性格特征。无论是小说，还是民间传说，张飞都是以一副“粗线条”的形象出现的，既然张飞以“鞭打士卒”闻名，那倒不如直接将此打人事件嫁接到张飞的头上。如此一来，了却了作者的心愿，读者也愿意接受。换言之，如果写成是刘备“鞭打督邮”，那么刘备的“忠厚仁德”形象就要大打折扣了。而张飞，似乎也就没有那么可爱了。

没有传奇的文化不成其为文化，正是有了如此多变的写作手法，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考和自由想象的空间。

或许，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