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有句名言，出自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家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历史学家呢？可不可以说“历史学家总是用不同的方式回顾过去，但问题在于预测未来”？似乎是可以的，虽然“预测”两个字太弱，压不住转折关系的后一半。可是想来想去，关于“未来”，除了预测之外，还能怎样呢？

21世纪，前所未有的难以捉摸。霍布斯鲍姆这位寿近百岁的历史学家，有幸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以令人称奇的脑力和热情在九旬以后仍继续写作，许多文章收入了他逝世后出版的《断裂的年代》里。霍老的代表作是“年代四部曲”，眼下中译本又重装上市，做出过一个着名的区分：“漫长的19世纪”和“短暂的20世纪”——19世纪上迄1789年法国大革命，下至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20世纪则到1989年冷战告终，“极端的年代”失去了一极之后宣告“历史的终结”，就戛然而止了。即此，霍老的历史感受力可称一流，可他仍不满足，在新世纪之后依然不懈地回顾那个短暂的世纪，要检讨出更多更微妙的结论来。

卡珊德拉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掌握了预知未来能力的人物，但她只能预知悲剧，故而被别人视为不祥的乌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预测未来都是卡珊德拉，一方面是因为进步主义历史观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悲剧的预测，总是更有把握，也更能唤起人们的共鸣——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更加珍爱自己的青葱岁月，爱屋及乌于过去的事物。霍老当然也是一位卡珊德拉；虽然讨论的是20世纪，可在行文之中，他免不了要带上身处新世纪（或即将身处新世纪）的彷徨：现代社会让艺术的位置模糊尴尬，艺术家自觉地被商品化，“先锋派失败了”，音乐在20世纪末就已饱和，传统价值和观点遇到危机，认定人性可以改善的信念遭到抛弃，伟大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在消费社会的洪流中黯淡无光。

霍老是相信“改变世界”论的，他生前最后一部大书，就是盘点马克思主义“传奇”的《如何改变世界》。他信马克思主义，崇拜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先驱人物威廉·莫里斯，不过他身上并无左派让人厌烦的气味。他的自传名为“趣味横生的时光”，其乐融融；正宗英国左派无法安放霍老的位置，因为在柏林墙倒后，霍布斯鲍姆就公开说，社会主义已经死了，随后他又积极活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托尼·布莱尔上台。他在理论上仍然忠于威廉·莫里斯那一路，有心彻底改变英国，但在实践中，他愿意接受来自英国官方的各种荣誉。

他也甘愿担着乡愿的罪名，坚决不摘左派的帽子：“改变世界”不成，退回“解释世界”总可以吧？在解释的时候投入一些批判，总是能够做到的吧？霍老的态度都未必是批判，他接受了社会主义（在英国、欧洲和世界）的失败这一不争的事实，但又强调，要紧的是对此持以同情。同样的，对布尔乔亚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在一战结束后的趋于消失，也要给予一种渊博的、严肃的致意——那个环境熏陶他成为一位精英知识分子，而且，甚至可以说，帮助他站在惨淡平庸的现实之中，仍能平心静气地哀悼过去。

《断裂的年代》远不止哀悼他未遂的梦想。就在逝世前不久，他为《断裂的年代》写了自序，活到近百的年纪，要么昏沉糊涂，要么异常的清醒有力：“资产阶级文明哪里出了问题？虽然它建立在摧毁一切、改变一切的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的实际活动、它的机构以及政治和价值制度都是由少数人为少数人设计的……它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精英制度，也就是说，它既非平等主义，亦非民主制度。”肯定自己的精英身份，但不讴歌它，而是将它放入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评价，这份清晰和平和，使得他继续表达了以下的看法：“由普通大众主导的世纪成就不凡，虽然传统的资产阶级高级文化的受众大大减少，只剩了年事已高的人、附庸风雅的人或沽名钓誉的有钱人。”他坦率地肯定民主化的美国是媒体地球村的霸主，这又要比法国那批学院派左翼老愤青要高出一大截。

西方的白人文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歌德以降的“西方正典”，巴赫、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马勒的古典音乐，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梵高、毕加索、蒙克的绘画，乃至《新共和》、《纽约客》之类云集文人雅士的媒体——如果你拥抱所有这些，不必为之羞愧，不必感到落伍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但是，你有必要知道它们为什么衰落。消费文化、大众媒体与民主，一再降低“文化”的准入门槛，同时扩大它的外延；业已成为经典的东西，也就是一些“确定”的东西，被扔进了一个民主化的、无比多的选项群之中，因此鹤立鸡群的地位不复当年。

霍布斯鲍姆常常能从一些很具体、又少人涉足的角度解释大的历史趋势。例如他写到宣言这一文体：“宣言真正使人感兴趣的不是它们呼吁实现的目标。大部分呼吁都浅白直露，甚至是陈词滥调。这一类的宣言汗牛充栋，许多很快即成为明日黄花。……我们今天读《共产党宣言》的理由和我15岁时读它的理由一样，是因为它精彩迷人的文体和激情洋溢的措辞，主要是开头几页关于世界变化的意气风发的分析性展望。”一言以蔽之，宣言的传统要旨，在于掷地有声的“确定”；而现在，“想发表宣言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诉诸媒体宣传，而不是传统的集体行动，这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涣散和混乱。”这种“涣散和混乱”没有什么可谴责的地方，能够说出这一点，历史学家就已克称其职。

“不确定”对“确定”的反叛与颠覆，所造成的结果，在霍老看来近乎双输。《先锋派失败了》一文就是最好的解答：与“短暂的20世纪”一同诞生的先锋派——达达主义和概念艺术，不只是决裂于那些过气的经典艺术，取其地位而代之，而是竞相宣告“艺术死了”。这种砸场子的行为，并没有为先锋派赢得受众之心。正如霍老所写，1996年7月，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上演的60部歌剧中只有一部是出生在20世纪的作曲家所写，这意味着文化整个地在衰落；古典音乐、爵士乐、雕塑以及摇滚乐，对于21世纪来说全都是老掉牙的东西，它们的欣赏者每天都在流失。

霍老屡次提到杜尚，他认为杜尚代表着先锋派里的幸运儿，他在废除艺术、贬讽艺术的一群人中脱颖而出，完全是因为“运气不错，他是在纽约做的这些事……若是在巴黎，就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因为他在巴黎不过是众多富有才华、爱开玩笑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作为艺术家还挂不上号。”从杜尚开始，艺术家，或所有想凭靠创作才华出人头地的人，将自己的命运同无孔不入的媒体绑在了一起，也同偶然绑在了一起。六十年代以后冒出来的艺术越来越“乱人心绪”，而不是像以往，不管是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还是印象派等等那样让人或安宁、或愉悦、或庄重，沉浸在审美的享受之中。

不仅艺术，科学也在证明同样的历史趋势。在写爱尔兰分子生物学家贝尔纳的书评中，霍老把这位涉足政治、立场亲苏的科学家称为“进步的危机”的产物。“漫长的19世纪”结束于一场流血漂橹的大战，摧毁了之前的进步幻梦，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情绪只有在捞足了好处的美国得到延续，十年之后又被大萧条所终结。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岁月异常凶险，社会混乱动荡，知识分子百般迷茫，如同赌博一般投诸一些诱人的意识形态，这种状况一直延伸到战后，西方在两极对峙的夹角里慢慢复苏。贝尔纳是这种时局下出现的专业精英，贝尔纳投身苏联，正是因为他对欧陆的前景倍感失望，而在计划经济的苏联那里，他看到了他想看到的稳扎稳打的进步——某种“确定性”。“实际上他连共产党员都不是。然而，他是国际上为苏联摇旗呐喊的重要公众人物。”

在少数几则品评人物的文章里，霍老对贝尔纳倾注了充分的同情：他显然想到了自己，同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地渴望在混乱中抓住确定，也是同样的对“这个世界可以更好”抱有信心。为了这份信心，贝尔纳站错了队，名誉大损，他“为李森科所做的学术辩护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即便如此，哪怕意欲“改变世界”的左派都死绝了，“解释世界”的左派也不会死。

只要退回到“解释世界”、“回顾过去”的任务之中，霍布斯鲍姆就立于不败之地。他太渊博了：他知道犹太宗教当局曾警告教徒们不要沉迷于国际象棋，并因而提醒我们注意，第一位出名的犹太国际象棋棋手阿隆·亚历山大的生存年代刚好与启蒙运动相吻合；他知道一大批兴起于19—20世纪之交的文化名人——他们之中有英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人、法国人——是靠着家族生意的补贴，或者亲友接济来坚持文化创作的；他不仅了解文化，而且精熟文化背后的产业，他熟悉欧洲的文化节，他知道1848年革命之前意大利半岛所上演的歌剧的情况，他知道1930年代英国的报纸和广播有多少受众，普遍在传播的是怎样的观点；他给奥弗里《病态时代》一书撰写的书评，显示了他似乎更加配得上写这样一本书，因为他拥有比作者更全面的相关知识。

在关于宣言的论述中，霍老有一条震撼人心的洞见：“在所有的宣言中，最为出色的都是谴责现实的部分，至于未来，唯一可以肯定的只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会产生始料不及的后果。”除了“一切都不确定”之外，这时代没有第二条真理可以宣说，正因如此，也靠了传媒工具的更新换代，“谴责现实”才成了每个想说点什么的人的第一选择。悲观成了地球村里每个人的村民身份，可是我们很有必要跟霍布斯鲍姆学学如何做个悲观主义者：这需要智慧，需要学识、风度、眼界——特别关键的是，需要你走出悲观，深入过去，去重建一个昔日时代的情绪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