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同学张新军送我一本散文集《遥远的老房子》。落款签名时间是2013年12月9日。也就是说半年多过去了，我才着手写书评，着实有愧。记忆中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北京午后的阳光里，我阅读了其中的《我的父亲母亲》，读着读着，苦涩的笑和青涩的泪俱现，眼帘浮现出自己的童年和父亲母亲。“我们弟兄几个恨死了父亲，每次挨打以后，都要发誓长大后要把父亲狠狠揍一顿，或者把老鼠药偷偷放进父亲碗里，把父亲毒死！”散文是说真话的艺术。这些文字是浸血的，有着深刻的疼痛。张新军说的是大实话，与我当年的想法何其相似！

他对父亲的“恨”不是能用俄狄浦斯情结可以解释的，因为父亲的痛打刻骨铭心。“棍棒底下出孝子。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天天奔波在医院、家庭、单位之间”。这一中国式的传统教育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并不重要，但它的确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精美的散文没有美化也没有丑化父亲、母亲，乡下中国式的父母大抵如此，由此可断定张新军虽然在遥远的新疆兵团，但是真实地描述了中国父母、讲述了中国故事、写出了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语）。情感流转，笔锋突变，“我的亲爱的父亲，母亲，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愿意做你们的儿子，报答你们恩重如山的爱！”由“恨”转爱，终究还是爱，带给读者以心灵慰藉。

在情感波涛滚滚的当口，打算以《诗意中的苦难与坚韧》为题仅就读过的一二篇即兴感怀。但是，通过与张新军近距离接触，发现他很实在，且有内涵。俗话说“文如其人”，于是决定细读整本文集，从而全方位地读懂他、了解他。

半年中，不记得读了几遍文集，单知道这本文集的封皮被翻破了，红色的封皮开始褪色。读着读着不时感慨万千，不时热血沸腾，却苦于不知从何处动笔，说他笔下人物栩栩如生也可，说其中文化蕴藉丰厚也罢，说当中人道主义视野开阔也行，说其间细节过目不忘也中……总觉得值得言说的地方太多太多，所以不敢贸然动笔。

从英特网上搜索后，才知新军在兵团文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父亲的收藏》一文就让他声名远播。此作被《散文》大型文学期刊刊载后，相继被《青年文摘》和《特别关注》等大刊、名刊转载。细读此文，我倒不认为新军的文笔是如何清新优美，语言是如何诙谐幽默，视角是如何别样独到。那么，此文凭什么胜出呢？窃以为，归功于新军的血肉浸染了西部军垦大地。文学素养通天的作者如果仅仅是一个过客，没有像新军那样在大漠戈壁绿洲长时间地生活过、浸泡过，且认真地思考过，是断然奉献不出这么富有质感、有血诚的文字，如《饥饿的菜窖》《排碱渠》《我在连队经历过的厕所》《麻雀群》等篇什都融铸着新军的生命体验，是他用生命与激情书写的兵团故事。再如，《准噶尔盆地边缘》中的这么一段：“我来到童年居住的老屋。家里的大黑狗老眼昏花，已经不认识我了，岁月使它老态龙钟。它一步三晃颠过来，冲我‘汪、汪’两声，声音嘶哑而毫无底气。我小声叫着它的名字，它犹豫了一下，摇着尾巴到我跟前嗅了一会，可能闻出我这个外乡人久违的气味中，还残留着这个年

队、这个家的微弱气息，它掉头蹒跚着跑回屋里，给家里人报信去了：家里来客人了！”这些独到的细节颇具生活情趣，但也蕴含几分淡淡的哀伤。如果时间不起作用，如果不是新军生于斯、长于斯，这种细腻的感觉是无法捕捉到的。

说到细节，索性再展开一下（实际上，文集中的细节很多，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举）。《我们长在红旗下——校园往事之一》中的一段不可不提：“理发员是一个胖胖的职工，慈眉善目，长了一副菩萨相，一天到晚笑眯眯的。他姓杨，连里男女老少都叫他‘杨地主’，他也不生气。他特别喜欢我们这些男孩子，给我们理完小平头，他每次都用肥胖的手掌在我们后脑勺上猛拍一下，说一声：‘西瓜熟了’。我们的头就理好了，有时我们没带理发票，他就让我们下次带来，下次去的时候，不知是他忘记了，还是不问我们小孩要，

他从来不提理发票的事，照例笑眯眯的，照例慢腾腾给我们理发，最后照例是朝我们的头上拍一下，我们给他做个鬼脸，背着书包就跑了。”真正称得上细节的只有“后脑勺上猛拍一下，说一声：‘西瓜熟了’”这几行字，而这个难忘的细节折射出理发师“杨地主”的性格与人品，即乐观、豁达。“文学是人学。”新军选取连队富有代表性的理发师“这一个”来写就是以“点”带“面”。“杨地主”这个典型是整个连队群体中的一个代表，在这个人物身上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即“仁”。“仁，爱也”（《尚书•仲之诰》）。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仁学观念，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绵延下来，新军用文学的方式淋漓尽致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新军书写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勇敢地担起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后现代的人们，就是一群群流落于传统价值伦理之外的历史孤儿，‘托孤’、‘救孤’、‘抚孤’的历史任务，责无旁贷落于广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身上。作家必须担负起这个历史责任，要用优秀的传统道德故事去鼓舞人，激励人们怀揣美好品德为信仰而献身，让古典的阳光照耀今天卑微的人们前行。”①是的，新军在文本中也佐证了这一段话，如：“当今时代，物质越来越丰富，人的欲望永无止境，而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所有的一切都标注了价码，包括良心、道德、真理和青春……”（《我们的80年代——校园往事之三》）。

尽管新军笔下的父辈也是卑微的，如《父亲的九月二十五》中写道：“父亲永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蚂蚁一样生活着，但他从来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即使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日子里，也始终对生活充满乐观而从无怨言。”品着这段话，我自然想到了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和余华的《活着》。《活着》韩版自序：“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活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上述作品中国人千方百计地“活着”，勤勉、坦荡、坚韧地“活着”，即使活得不是扬眉吐气、滋润痛快，但是，“也始终对生活充满乐观而从无怨言”。这些关乎中国人的故事是沉重的，却是国人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切合中国国情。

卑微的父辈们在艰难困苦中并没有对生活绝望，而是体现了对生活抗争的勇气，因为他们身上蕴藏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如“父母言传身教，我们从小就知道一切靠自己，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就像后来父母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却把让我们立足于这个社会的精神食粮留给了我们，使我们享用终生。父亲一生命运多舛，一辈子与牛羊为伍，他生命中的核心词汇是：准噶尔、车排子、九月二十五、坚韧、执著；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勤奋劳动、永不放弃、乐观坚定、正直向上。物质终归有穷尽，而精神信仰、信心与力量永远是滋养我们成长的心灵鸡汤。”（《父亲的九月二十五》）

2013年12月，中宣部与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开展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艺创作活动。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文学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宣传好中国形象，这已成为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工作者达成的共识。但是，我发现目前相当多文学作品并没有讲好中国故事。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仅仅是为迎合市场而作，旨在招徕读者，赚取“孔方兄”，里面充斥着血腥、暴力和色情，文学精神消失殆尽。“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为时代立言，为历史存照，就是要把脚步坚实地踩在这块古老辽阔而又充满沉重忧伤的大地上，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当好‘巴尔扎克式的’历史书记官。我们要讲的不仅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青春之歌》这些励志和创业的故事，我们还要讲《活着》《红高粱》《人生》《活动变人形》《生死疲劳》《蛙》与《笨花》这些饥饿与受难的故事，讲述人民的欢乐与痛苦、天真与庄严、奋斗与倔强，讲述世道的流变与沧桑。我们要通过作品中的文字，让自己的艺术道德理想，构成一个时代精神价值最为深刻最有力度的表达。”②新军的《遥远的老房子》这本散文集中相当篇什讲述了中国故事中饱含“饥饿与受难”。 在苍茫、贫瘠的大地上，父辈们坚韧地活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让今天衣食无忧却整日怨气冲天的国人们汗颜。

在这个富足而又浮躁、平庸的时代，所谓的散文为了迎合市场正在批量生产。正如法国学者吉尔•利波维茨基在《责任垢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中谈到当代新闻时说：“人们不但消费着物品和电影，也消费着搬上荧屏的时事，消费着灾难，消费着现时的及已经逝去的事端，被如此制作出来的新闻，应和着个人享乐主义时代的社会节拍，既如同是一些高度写实的、富有情趣的有关社会日常生活的‘动画片’，也如同是一出让人喜忧参半的剧目。由此，朴素的责任隐没于毫不停息的新闻里，消散在由后道德主义时代的新闻所制作的场景和悬念中。”新军没有消费苦难、展览苦难，而是以智慧的眼光直面苦难。如《我的父亲母亲》中就有令人惊心动魄的对饥饿的感觉体验的叙述描述：“冬季漫长，时光难捱，一家人窝在房子里，粮食消耗得快，常常不到月底，面缸就见底了。父亲在荒野地放羊，侦查好老鼠洞穴。回来后，父亲带着我们兄弟来到荒郊野外戈壁滩，顺着老鼠行走的路线，找到洞穴后，用十字镐掀开坚硬的冻土层，里面是老鼠过冬的粮仓，玉米粒子金灿灿，装到袋子里背回家，洗一洗，放进锅里煮玉米粒子吃。”

我注意到新军在书写苦难时，具有深厚的人类悲悯意识和民生情怀，如《三十亩地》中写道：“这个时代毫无疑问，人人生活得都不容易，特别是像他这种底层人。有时候闲暇下来，他脑海里常常像过电影一样回忆着自己在城市的经历：工地上，他发着高烧爬上高高的脚手架，迷迷糊糊机械干着活，工头还时常无理克扣、拖欠工资。夏日里，他顶着烈日……”。可贵的是悲悯情怀和批判意识在新军笔下达到了高度统一，如“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个弱肉强食、激烈竞争的世界里，红尘滚滚，物欲横流，有的人良心没被狗吃，有的人良心被狗吃了，有的人良心连狗都不吃！”

《两个乞讨者的午餐》同样如此：“在中国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见这样的乞讨者，人们麻木的眼睛已经司空见惯，视而不见，有谁会仔细观察这两个路边的乞讨者的午餐？”如果说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的笔下是悲悯和批判意识同在的话，新军的独到之处是具有浓烈的自省意识和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我汗颜了，我这个城里人的优越、自尊荡然无存。我与他们，都是这个星球上的公民，凭什么他们衣衫褴褛，流落街头风餐露宿？而我却衣食无忧，优雅度日？他们有何过错？”新军敢于自我解剖，勇气可嘉！再如《我怀念一双琥珀色的眼睛》一文也是如此，正如著名理论家许柏林在《大漠放歌人——读张新军散文》中所说：“野兔之死，经常地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使他忏悔，令他反省，在他的生命与他之外的生命之间产生了血红的融通。”

著名诗人艾青认为：“任何艺术，从它最根本的意义上说，都是宣传，也只有不叛离‘宣传’，艺术才得到了它的社会价值。”那么，《遥远的老房子》这一书则实事求是地讲述了“兵团”在新疆屯垦戍边的中流砥柱作用及“兵团人”的故事，“不溢美、不隐恶”，传承中华民族美德，延续薪火相传的人文精神，其涉及面甚广，包含着作者的追忆、困惑和疑问以及对失落文化的继承与批判。

注释：

①、②徐坤《为时代进步提供正能量》，2014年04月28日《文艺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