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推理小说，第一，要有罪犯，隐匿甚深；第二，必须是谋杀案，或许不止死一个人；第三，案件终归破获，但很不容易，破案的人起初是侦探，后来是警察；第四，侦探要有个助手，譬如华生之于福尔摩斯，黑斯廷斯之于波洛，多少帮点忙，此人常身兼小说的叙述者，当由侦探破案变成警察破案时，要有更多的人介入；第五，还得有些看似相关末了证明与案件并无牵连的人。第六，案件可以发生在城市，也可以发生在农村，也可以不要这种大的背景，譬如“密室推理小说”，就限制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

美国作家爱伦·坡写了世界上第一篇推理小说《莫格街谋杀案》，塑造了第一个侦探形象杜宾。从那以后，一代代推理小说家就在上面六项之内，变着法儿给自己设置障碍，特别是这两方面：第一，不可能犯罪；第二，不可能侦破。推理小说家将不可能变成可能，作品也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好看。

严格说，无论杜宾，还是福尔摩斯、波洛，原本都是局外人，大可不管破案的事。但是为什么要管呢，除了正义感之外，他们还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本事。在《莫格街谋杀案》中，杜宾说：“近来观察于我已成了一种必然。”这是侦探的第一样本事。提起福尔摩斯，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总是那个叼着烟斗、拿着放大镜的形象。说来烟斗有没有两可，放大镜却很重要，因为作为侦探必须勘察现场。他会发现许多别人没有留意的蛛丝马迹。有些推理小说家就在这儿给自己设置障碍，以至有“盲侦探”、“坐轮椅的侦探”之类，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总归得完成勘察工作。在杰夫里·迪弗的“林肯·莱姆系列”中，负责破案的刑事鉴定专家莱姆全身瘫痪，只有一个手指能动，现场勘查、搜集证物有赖于女助手阿米莉亚·萨克斯，两人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福尔摩斯”。

《莫格街谋杀案》还提到：“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不能不觉察并赞佩杜宾所独具的一种分析能力。”这是侦探的另一样本事。他们要对所发现的线索加以分析，得出结论，从而破获案件，找出凶手。分析所依赖的是逻辑，而观察则是实证的方法。在柯南道尔的《铜山毛榉案》中，福尔摩斯说：“即使我要求公正地对待我的技能，也是因为它不是属于个人的东西——它是超越我个人之上的。犯罪俯拾皆是，逻辑却难得一见。”在迪弗笔下，萨克斯搜集到的材料，要靠莱姆分析。侦探需要眼睛，还需要脑子，前者可以有人帮忙，后者必须依靠自己。从《莫格街谋杀案》到最新的推理小说，一概离不开这两样东西。

讲到推理小说，一直有种疑问，就是这类作品有什么意义。三十年前，《译林》刊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大受读者欢迎，惹来某位学者告状：“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再往前推五十年，程小青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侦探小说的质料，侧重于科学化的，可以扩展人们的理智，培养人们的观察，又可增进人们的社会经验。”（《谈侦探小说》）不妨直截了当地讲，推理小说是一种智力游戏。已经出了一百多种的“午夜文库”有句广告语：“阅读之前，没有真相。”其实好的推理小说，不读到最后一页，真相不会大白。阅读推理小说的乐趣，就从翻开第一页开始，到读完这本书为止。

进一步讲，则如博尔赫斯所说：“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经典着作的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博尔赫斯口述》）推理小说诞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它传达了那个年代的一种理念：这个世界是符合逻辑的，可以利用理性加以把握，而体现理性与正义的作为，总是有成效和有意义的，善最终能够战胜恶。直到如今，大概仍有不少读者期待我们的世界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