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的诞生史，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它与战争、移民和贸易运动密切相关。早在上古时代，语言就因其种族开放性而放弃自我封锁的围城。商朝信奉的“帝”，其发音、字形和语义，完全源于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周朝所信奉的“天”，源于突厥语的天神（“腾格里”）。这两个核心价值语词，犹如两面高蹈飞扬的旗帜，向我们显示着语言的开放性——汉语是一个向世界洞开语言大门的悠久体系。

跟庄严的国家语言相比，区域方言的形成，表现出更大的开放和吸纳特征。我们被告知，北京话中残留着部分羯胡语（希伯来语），如丫头、屯儿、胡同、窟窿、烧卖等等（石昊旭观点）、而吴语地名中也保留着大量来自阿尔泰语系的“遗产”，包括它的语法、基本词汇和语音等等（周晨观点）。上海俚语里也包含大量洋泾浜英语“成果”，如门槛精、戆大、赤佬、瘪三、大班、发嗲、噱头等等（朱大可观点），这种基于殖民地语境的皮钦语，100多年来，始终是上海城市方言的核心部分。

现代汉语的组建，同样有赖于日语对白话文运动的赞助。明治维新时期，汉化后的日语出现了剧烈的自我更新，它对传统汉语进行语词重构，借此表达（翻译）西方近现代学术概念。现在本文所使用的语词，很大一部分都源自这种经过改良的日式汉词。如果没有日语的大规模反哺，白话文运动或将面临失败的结局，因为在废除文言文之后，汉民族自有的民间口语体系，只能用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而无力营造精神/思想的现代化场景。新文化运动的案例足以表明，正是门户的全面开放，点燃语言的活力，推动了汉语的转型和进化。

在各类语言的竞赛中，互联网语言显示出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有人统计称，近年以来，汉语互联网平均每天以诞生17.5个新词（不包含词组）的速度在自我繁殖，但它同时也以每天淘汰9个新词的速度在自我清洗。与此同时，新词组、新句式和“新语体”更是大量疯长，犹如春风野草，对传统汉语构成犀利的挑战。但绝大多数新鲜出炉的“语言事物”，缺乏足够的阳寿，而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泡沫。它们在互联网上喧嚣数日或数月，而后便销声匿迹，消失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仅以我称为“中国娱乐元年”的2005年为例，当年流行的“笔迷”、“花苞裙”、“猫抓病”之类的红词，今天已经无人问津。

只要观察一下语言的变迁史，体系通常具有强悍的自我过滤机制，它会以一种温和的集体遗忘模式，淘汰那些失效的语词。这意味着语言会利用时间效应来进行自我筛选和过滤。只有数量很少的新语词能够穿越这种“时间筛子”，成为上一时段的“舌尖遗产”。没有人会怀疑语言阀门的这种自我净化功能。

语言伦理，无疑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语言上的自我审查，通常用于脏词（酷语、色语和秽语）清洗，它旨在把那些“不良语词”阻挡在词（字）典、公开印刷物（报刊和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体之外。这种伦理检查在西方源于罗马教廷，以后则转化为政府和法庭的管制使命。例如，英国在上世纪20年代查禁作家劳伦斯的长篇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其中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的情色描写“有伤风化”，而且还因其含有大量“脏词”。世界各地都曾有过此类语言净化运动，但若过于严厉，就会伤害语言活力和思想表达的自由，甚至对文学和艺术的生长，产生难以估量的伤害。

语言是一种地道的“双鱼座”的事物，它的双面性在于，当暴力化的脏词大肆入侵语言系统时，它也会对文化肌体产生严重腐蚀，令其走向活力的反面，最终成为汉语的罩门和死穴。在这方面，中国互联网向我们出示了恶化的征兆，“脏词”的蔓延和流行需要警惕。如何改善网络环境，净化互联网语言空间，令汉语以更加阳光的方式生长，这是制度设计师所要面对的文化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