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研究诗与技术的关系，所以读到本书绪言里的文字说到被邀请发言的经济学领袖们多数对当代经济学过于技术化的倾向表示不满，才知道原来即使是在经济学领域，都未能避免技术的影响，而令人欣喜的是“未来的一百年，经济学将逐渐摆脱技术化的倾向，转而关注真实世界里的重要问题。”本书是研究人与知识的关系，原来知识也存在有没有根的问题，尤如人自己也存在这个问题，甚至整个世界有没有根的问题，这不但与技术占领世界有关，也与市场的垄断有关，“大众体验的生活已经是市场生活。”即使国内的学术期刊，这要求每个博士要毕业就必须应对的东西，也充斥着尽可能多的技术细节。我之所以一直反对那种数理风格的技术语言，也是因为象作者所说：“数理风格要求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下推演文字，从而不再有隐喻和联想，不再有古典文风的魅力，于是阅读也不再是富于创造的。”我抗拒着论文风格的写作也主要是希望保持阅读的活力，对世界有着真实的体验而非符号。作者在此借经济学引申到此书想谈论的主旨－知识论，想说明知识也缺少根的危机和“错置实境”的迷途，从而说明这是人类的命运。

知识的私人化也是一种技术，而技术都是千篇一律和百无聊赖的么？作者是经济学的名家，所以在分析知识时便也能驾轻就熟地从经济学角度来解答一些有关知识的问题，比如如何脱离专业的立场，采取“人文的”立场。我们都知识尼采与海德格尔都是反形而上学的，但究竟为什么要反，即使倡导生命哲学的柏格森也说过：“概念的好处在于节省人类体验真实事物的时间。”但我却并没有想到过连语言本身都会具备这种经济学性质－节省体验时间。只有最初的行吟诗人使用语言时还能保持“面对面”的交往及其情感，如果这样来看，现在网络的交流就更是概念化了，抽象为只存在概念性的精神交往，却减少了情境中情感的个体体验。也许人应当从对“经验”的重视转向对“体验”的重视，而减少对更为丰富的外在世界的抽象化为符号。作者在此表现出对于目前智慧被知识替代的深深忧虑，并认为这就是文字的代价－这个经济学术语。

作者所说的“复杂的体验克服了浅薄，却并不能保证人的幸福。”这也正是我这些天一直在思考的困惑，善发展到现今，已经很难单纯地来形容一个人了，所以才有王小波说的，真正的善需要一种高智商，确实可爱的善缺少一种深度，但是深刻却往往与痛苦相联系，是选择肤浅的善呢？还是选择成熟而复杂的超越伦理的美？到底哪种能让人真正的幸福？或许很多人最终还是选择“平和”。作者所提到的判断力与阅读焦虑的问题，对于资深阅读人来说是很有体会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智慧的参与，审美判断不仅属于知性的范围，而是要超越知性的，而上升到“悟性”－一种“理性的直觉”，体现心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的直觉活动。以物观之是一种知识，以我观之是一种意见，而以道观之就是智慧，我们最想得到的应当是智慧。

作者对技术与智慧有着独到的见解，似乎是将此二者对立起来的，从而认为基于知识的私有化的人生是技术的人生，而基于智慧的人生是艺术的人生，前者百无聊赖，后者则是自由的个性化的。但是，从幸福角度来讲，贫血的生命体验未必就比丰富的生命体验要痛苦，要想得到后者，代价虽然不是技术或公式化，但往往是要付出血的代价才能有高峰体验与极致的深刻的收获，一般的人都是没有机会或者不情愿去体验的。

作者是很有血性的，我欣赏他的话：“我不喜欢任何商业机构、作协或任何官方机构玩弄我们的民族情感，我认为那是在亵渎我对这片土地的情感。”这是作者慷慨将书的电子版权让与谷歌的原因，也因为作者在强调这个社会普遍缺少和不肯珍视的感受性，这一点作者是特立独行的。对于平庸之恶的体会，也即思想能力的缺失，我已毫不缺乏，甚至在交友时都是以此为标准，决不妥协，与平庸决裂将是我继续要坚持下去的。平庸的表现从总的社会上来看就是作者提到的韦伯的话：“学术而缺乏思想，专家而没有灵魂。”这就导致了一个人或社会对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缺乏判断与感受力，所以才有目前社会的诸多弊端并进一步失去了故乡与根，从而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本书对学术规范的强调是提醒我并要求我警醒的地方，对于学术我也算是个初学者，所以一开始从严要求自己怎么都不为过，作者对汪晖的批判也是出于对学术规范的肯定和维护，甚至他于《中国社会科学》这最高权威杂志发表的文章，可见我原来对于所谓最高的权威杂志的致疑也并非完全站不住脚。作者在《知识的私有化及其超越》里谈到了当前中国学术腐败的内幕，这对我个人来说，也许更加强了我的叛逆性，“局内人制定规则，局外人服从规则，否则无法进入局内。”看来我是永远进不了局内的了。看到“海外多年的学术生活，让这些灵魂开始高尚起来的年轻人实在无法适应国内官僚化的生活。”我更向往能去国外做学术了，看来真要做学术得去国外，如果不换行业，就不要回来，这样才能保证永远高尚，维护内心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学术的理想状态是每名教师或学生，只服从内在的评价而不必服从外在的任何标准。”这更坚定了我将在原来已在走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决心。

“一个没有生活的人，不论读多少书，都不能看到真理。”这是我一贯的观点，虽然也曾为自己重视生活更重视读书反思过、忏悔过，觉得要是不把那么多的时间花在生活上，而是花在书本上，可能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那著名的互文性，可以判定早就是个合格的作家了，而现在却为了生活之故还一事无成。但如果知识就是权利，那如何判断这一权利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享受权利的人的区别呢？

我很感兴趣的一篇文章是《男性与启蒙》，认为更美好的世界是与女性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这与我最近读到的关于中国社会阴阳分配已经完全失衡的说法很接近，觉得整个社会只存在着阳刚之气，却太缺乏如水一样的阴。而我又是一个反女权主义，其实也完全是有着相同的逻辑的，女权主义不仅仅想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是妄想除去自身的女性特征，从生理方面也要取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让女人回归女人”这是我要呼吁的，这个世界应有更多的女性特征才会更美好。这其实与作者主张“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更重要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普通人都以为抽象的东西是更高级的更超验的，但这也往往导致“用全然无定论的普遍原则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作者所提海勒的“文化创造”，是创造者被生存逼迫到无处可走时迸发出来的生命原始力量的创造……你可能必须让自己陷入疯狂状态，将你自己逼迫到理性方式无可能应付的境地，然后，偶然地，意义重大的体验降临了。这种总结，非自己经历过而不能为，但这种体验如果只是发生在一个无名人士身上呢？还会有重大的意义吗？历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这话深得我心，所以我是典型的反民粹主义。

作者说在当代中国，学院派知识分子，失去了批判主流社会的能力。而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失去了这种能力，倒不如说是利益驱动的机构，不再有此动机了，只要能拿到课题，又是老生常谈的白猫黑猫论。而作为一名机构的在读博士，却常常因为批判主流与现存生活方式而受到白眼与压制甚至勺难，让人怀疑读博的意义所在。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能继续保持批判的态度，是不是也算得上是英雄？而作者认为，对主流社会恒持批判态度的人，我们称为“知识分子”，如此看来，大多数教授都还算不上是知识分子，他们只能算得上是既得利益者。

小凯性情的谦和，作者认为并没有妨碍他率直地表达那些反潮流的见解，这说明思辨力与批判力，并不一定要主人必须有一个锋芒毕露的性格，只需要有良知和勇气就可以，而小凯更因为有信仰，所以才表现出一种自由思想的品质。如果要我选最想要的奖项，那书中所提的这一个将是激动人心的：“2003年度最具社会良知和民族良心、最具文化影响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杰出学人。”还有比这更高的嘉奖么？读了这本书，以前并不了解汪的我来说，认为是名至实归的。在他的经历的鼓励下，我作为一个学子更坚定了继续坚持走一条“灵魂之路”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