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水浒》，道不完的宋江。
　　
　　这与其说是一种江湖情结，倒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宋江就没有《水浒》——无论我们是如何的讨厌这个人物。
　　
　　事实就是，假若没有宋江的穿梭其中，《水浒传》充其量就是一部武侠小说而已——爱恨情仇，江湖快意。这看似热热闹闹的背后，不仅不会引起我们的心理共鸣，其生命力也会因为历史的选择烟消云散。值得庆幸的是，宋江不是一个侠客，更不是一个政客。真正的宋江，应该是“政客”与“侠客”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体。这种矛盾，必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而由此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从江湖走向政治，然后再由政治走向灭亡。宋江认识问题的局限性和历史环境决定了，他所领导的这支队伍，不是消亡于江湖之中，就是灭亡于朝堂之上。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选择。在宋江看来，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秩序，远要比接受招安更为耻辱。这是因为，在儒家思想大放异彩的宋朝，为匪为盗从来都是众矢之的。很显然，接受了儒家思想熏陶的宋江，绝对没有突破社会道德和舆论谴责的勇气。
　　
　　所有这些，必然要让宋江选择一条“忠君报国”似的造反之路。而其实，宋江从来都不想造反。当晁盖等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请宋江上山时，宋江却不惜接受牢狱之灾，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断然拒绝了梁山的邀请。宁为阶下囚，也不愿意走上与朝廷为敌的道路。在其眼中，这些人可以是好兄弟，但终究与自己的一贯追求背道而驰——一朝为盗，终身为匪。因此宋江即便是在犯了罪的情况下，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早日洗刷罪名，重返朝堂。
　　
　　但事与愿违，命运对宋江并不眷顾，盼望已久的大赦天下，没有让宋江看到久违的希望。郁闷至极的宋押司终于承受不了这种心理煎熬，借酒浇愁，题了反诗。或许也是一时情绪失控，也或许就是压抑已久，让宋江长期积压的愤懑瞬间爆发，毫无顾忌的写下了“敢笑黄巢不丈夫”的极端言论。此时的宋江，尽管还没有从形式上造反，内心却已经起了杀心。从此以后，宋江就已经与梁山联系在一起了，大闹江州只是表现出来的外在反应。即便没有大闹江州的血腥杀戮，宋江也不可能再像羔羊一般任人宰割了。造反，已经成为宋江的唯一选择。
　　
　　但宋江就是宋江，即便是造反也不会是盲目的不遗余力，他所要做的就是要借助于梁山的声威与实力，公然与朝廷对抗，并在对抗中寻找与朝廷谈判的筹码。打，是为了更好的谈，为了更顺利的接受招安。这种思想，是宋江骨子里的一种情结，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悲催的是，就在众头领们欢天喜地的迎接宋头领上山的时候，其个人的身家命运也就全部交到了宋江的手中。
　　
　　很明显，在宋江上梁山不久，局势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宋江还没有上梁山之前，王伦、晁盖那帮人充其量就是一些打家劫舍的强盗，只知道杀人放火，喝酒吃肉，没有任何的理想与抱负。唯有一个莽汉李逵还说了一句“夺了他的鸟位”之类的大话，我想也不必当真，李逵没有那个头脑。即便是有，也是破坏性的，历史不会接纳这样的“英雄”。而自从宋江上山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先是自作主张把“聚义厅”改作了“忠义堂”（一个“忠”字，反映了其对政治的极端渴望。虽身在江湖，但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步入政治的殿堂）。然后就试探性的向朝廷“暗送秋波”，表达心思，仰人鼻息的接受招安，但皇帝老儿“不接招”。宋江也没办法，绞尽脑汁，多方打听，最后把皇帝老儿的“情人”都搬了出来。
　　
　　此时的宋江，已不再是那个在风口浪尖上混饭吃的“大哥大”了，既然有了资本，就可以讨价还价，捞取点政治利益。否则的话，混一辈子也只是一个“刀笔小吏”。事情的发展，正如我们所料，宋江终于在数次打败官兵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带领麾下从江湖的“逆流”走入了政治的“泥潭”，无疑，这些都是宋江梦寐以求的。但你也不想想，为寇不易，做官就那么轻松？最终，还是把弟兄们送上了不归路。现在想来，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梁山的灭亡是必然的，社会怎么会容忍一些“尚未开化”的亡命之徒来主宰天下呢！
　　
　　政治江湖，尽管带了些许的政治色彩，但最后除了江湖，必然还是江湖。
　　
　　应该说，宋江不是唯一一个利用江湖实现政治目的的人物，但其命运与归宿却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