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有100余年的历史，电视也走过了几十年的光阴，产生了无数优秀的作品，至今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由曾耀农、丁红撰写的著作《现代影视艺术》，最近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影视艺术研究的新收获，值得认真研读。

　　中国社会尽管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交叉路口，但其主导趋势肯定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因而现代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现代性也是我们所要建构的价值系统的核心。中国文化尽管从总体上讲也是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但它又是一种绞合型的文化形态，各种文化因素均在中国舞台上粉墨登场，共时态地拼贴混杂在一起。中国的大众文化呈现出模式化、平面化、商业化以及机械复制、技术专制主义的苗头，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苗头极有可能迅速生长，蔚然成林。在影视界，当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政治影视、文化影视和娱乐影视相映成趣。“政治影视”标志着影视追求与其社会政治责任的基本统一；“文化影视”意味着影视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娱乐影视”的兴起使人们意识到影视必须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

　　由于社会与经济的转型，电影制片厂作为企业要为生存着想，开始考虑电影票房。此时，大众文化开始兴起，电影娱乐性大讨论在全国蓬勃开展，具有后现代因素的电影《神鞭》和《黑炮事件》摄制完成并在全国上映。在突如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中，中国许多影视编导迷失了方向。中国传统的影视教育都是否定影视的商品属性，忽视市场意识。当然，也有些年轻的编导逐渐适应时代的发展，在作品中表现飞速演变的社会风貌，透视都市人的无奈心情，于是，使一些影视文本带有某种后现代性。

　　美国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对中国新时期影视界具有特别的影响。一方面,他作为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思想传播在中国拥有合适的土壤；另一方面,由于他多次来华讲学,讲学内容涉及到中国的现实问题（包括影视问题），从而推动了其思想的传播。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在陈述中排除了关于“真理”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它干脆就抛弃了“真理”的概念。第二,我们不能沿着话语向后回溯直到足以提出“基本陈述”。换言之,根本就不存在观念的起点。传统哲学中的各种基础学科所证明的仅仅是人类思想的失误。第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话语不发表正面观点,不提出“基本陈述”和肯定的陈述。詹姆逊的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新时期影视文学,具有参考价值。

　　总之，《现代影视艺术》选题新颖，层次清晰，材料丰厚，语言流畅，适合于广大读者阅读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