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惊醒天朝上国的迷梦开始，中国就被“裹挟”着进入了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滚滚洪流。时至今日，中国人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文化焦虑与精神困惑。而“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观，依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大精神资源。传统文化为社会提供重要的道德基准、智力支持和文化自信。”

季羡林先生一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的研究，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文化托命人的自省意识，对于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文化演进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反思，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等“宏大问题”一直进行着深入地思考。

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东西方文化的发展，季老提出了具有宽宏视野的观点：“‘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决不应妄自尊大。但是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不应当囿于积习，鼠目寸光，认为西方一切都好，我们自己一切都不行。这我期期以为不可。”

季羡林先生指出，“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今天要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这是决不能改变的。如果我们故步自封，回到老祖宗走过的道路上去，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评价中国文化，探讨向西方文化学习这样的大问题，正如我在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必须把眼光放远，必须把全人类的历史发展放在眼中，更必须特别重视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允和客观。”

“作为具有中国和东方情怀的学者，季老对中国和东方传统文化怀有极大的敬意，” 季老指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季老在书中郑重引用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唯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季老因为对于印度学具有深入的研究，因此发现，不单中国，印度“也有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指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天人合一”这一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也正因为如此，季老“同时也对中国和东方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

季老进一步指出“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面对当今世界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种种问题，季羡林先生提出，“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

季老曾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决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

先生已经作古，却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读《风物长宜放眼量——季羡林谈传统文化》，将使我们从先生的体悟与沉思里，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强化文化认同并为之奋斗，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东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