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无疑是一位风格独特且鲜明的作家，他写小说仿佛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王国里纵情狂欢，他的叙述是如此的汪洋恣肆，他的想象是如此的诡异奇特。但《蛙》大大减弱了莫言的风格特征，喜欢莫言风格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部作品不是莫言最好的，他们会举出《红高粱》《檀香刑》等等，认为最该获奖的应该是这些风格鲜明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这些特别“莫言化”的作品，但我同时也对莫言以另外一种姿态来写作感到了惊喜。相比于以前的写作，《蛙》显然是一部结构更为新颖、构思也非常缜密的小说。在我看来，这些变化对于莫言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莫言在《蛙》这部小说中由以往激情的莫言转化为思想的莫言。

　　事实上，这是一个最适合莫言发挥特长的写作素材。据莫言自己说，他的姑姑是新中国第一批接生员，几十年来在农村做妇科医生，从接生到抓计划生育，她的经历既曲折又传奇。比小品《超生游击队》更加荒诞或更加残忍、更加令人捧腹或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莫言要在这个基础上挥洒想象力太轻而易举了。但莫言的这部小说却写了7年。为什么写得这么艰难？因为一直有一个思想的石头压在莫言的内心，这使他的写作变得沉重起来。这个思想的石头莫言在小说的一开头就抛了出来。小说一开头是作家蝌蚪(不妨将蝌蚪就视为莫言本人)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先生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莫言告诉读者，杉谷义人先生曾在他的故乡作了题为《文学与生命》的长篇报告。“文学与生命”与其说是一个日本作家的报告题目，不如说是莫言一直萦绕在心的思想难题。

　　文学与生命的确是一个宏大的题目，也是古今中外的作家共同的题目。文学首先就是一种生命的书写。莫言是一位生命意识极强的作家，他汪洋恣肆的风格又何曾不是他内在生命力的下意识狂欢，那些活生生的生命体在他的遣使下恣意地活着，慷慨地死去。文学同时也是凝视生命的一种方式。作家通过文学去叩问生命的奥秘，捍卫生命的尊严，张扬生命的价值。以此看来，莫言过去主要是把“生命的书写”放在第一位，因此他的叙述充满了激情。而在《蛙》的写作过程中，莫言悄悄地将“凝视生命”放在了第一位，理性和反思成为了叙述中的主要角色。于是他面对乡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各种奇异的故事时，收敛起他的汪洋恣肆，以一种谨严和深沉的姿态，去叩问故事背后因文化、传统、伦理、政治、权力、金钱等种种因素而构成的玄机，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悲剧宿命化的延续性。

　　《蛙》是由一位乡村妇科医生的引领，巡视了当代农村的生育史。生育自然关乎生命。莫言通过姑姑的故事，对深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影响的乡村生命意识进行了全方位的表现。莫言所写的乡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习俗，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于是我们遇到的都是一些叫陈鼻、陈耳、王肝、王胆的人物。这个习俗尽管只是出自莫言的想象，但这一想象恰好是抓住了乡村传统的生命意识的关键。乡村传统的生命意识是建立在彻底物化的基础之上的，关注生命也就是在关注物质。陈鼻一家费尽心机要保住王胆腹中的胎儿，并非期待一个新的生命，因此当王胆在木筏中产下一个女婴时，陈鼻不是喜悦而是痛苦地发出“天绝我也”的哀号。姑姑此刻骂陈鼻“你这个畜生”，她所责骂的是人们的生命意识中严重的欠缺。在传统的生命意识中，最稀缺的就是对于生命质量的关注。这是乡村长年累月的艰难生存环境所决定了的。能活下来就是万幸，哪能去追求生命的质量。当人们不关注生命的质量时，生命的尊严、生命的关爱、生命的精神价值等等都变成了一种奢侈。

　　莫言在这部小说中强调了结构的重要性。莫言说他最终选取了书信体的形式，通过给一位日本作家的5封书信，来讲述姑姑的故事。其实这部小说算不得严格的书信体。也许只有每一部前面以楷体出现的数百字才算得上是一封书信，而后面讲故事的部分只能说是一种“伪”书信，它更像是莫言为自己设置的一道樊篱，以免在故事情节的牵引下信马由缰。但更重要的是，莫言通过对书信体的仿制就很自然地将自我摆了进去，莫言在讲述姑姑忏悔的故事时贯穿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救赎的意识，因此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莫言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对知识分子立场的追问。至于第5部的“九幕话剧”，我以为是莫言在讲述完故事后仍有思想表达的欲望，这个话剧的确也深化了关于生命质量的思考。话剧文体的嵌入或许还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莫言越来越在意语言的功力。话剧无疑是磨炼语言的文体。文学最高的境界是语言的境界。《蛙》或许可以说是莫言更加成熟的标志。(作者：贺绍俊)（来源：《文艺报》）